文章刊载于《齐鲁学刊》2020年第1期
摘要：据史书记载，孔氏家族的始祖孔子曾对古代优秀文献《尚书》进行编纂，并为每篇作《序》，概述其写作的原委和宗旨。孔氏家族在西汉的传人孔安国，于秦火之后对《尚书》进行抢救，并为之作训注文字和考证史实的《传》。孔安国之后，孔氏家族许多学者坚持对《尚书》及《传》进行搜集、整理和修订。至魏晋之际，包括今文三十三篇和古文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完整的孔传《尚书》，已经问世流行。孔氏家族对《尚书》学贡献卓著，在历史上应该写下浓重的一笔。可是自宋代疑古思潮兴起以来，许多学者对孔氏家族在《尚书》学方面的卓越贡献，进行歪曲、抹杀和诋毁。今天我们必须拨乱反正，揭露疑古思潮的危害，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让孔氏家族对《尚书》学贡献的业绩，大白于天下。
在中国学术史上，孔子及其后裔形成的孔氏家族，对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典籍《尚书》的保存和整理，有着特别突出的贡献，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令人赞叹的佳话。可是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泛滥，这些贡献和佳话受到怀疑、歪曲和诬蔑。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和辨正。为走出疑古时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文拟对孔氏家族在《尚书》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作一细致的探讨，使学术史上这些积极的成就，得以发扬光大。
一、孔氏家族始祖孔子对《尚书》的编纂和作《序》
关于孔子曾经对《尚书》进行编纂，并为每篇作《序》，在《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有相当多的记载。《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史记·三代世表》又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载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并谓：“孔子忧道之不行……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从上面这些记载，可见孔子曾对《尚书》进行编纂，并为各篇作《序》，这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现存《尚书》百篇之《序》为孔子所作，还可以从下面这些事实得到证明：
（一）司马迁作《史记》，引过大量的《书序》。如《史记·夏本纪》载：“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史记·殷本纪》载：“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史记·周本纪》载：“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司马迁引了那么多《书序》，他肯定知道这些《书序》的来历。他一再说孔子“序《书传》”、“序《尚书》”，一定是有根据的。
（二）孔子对《尚书》有深入的研究。虽然《论语》只有《为政》、《述而》、《宪问》三篇中记述孔子曾引用和论及《书》的事，但《孔丛子》中有大量记述孔子论《书》的内容，其《论书》篇记孔子曰：
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泰誓》可以观议，《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七者，则《书》之大义举矣。
孔子论《书》的大义还有多处。特别是他对子张、子夏、宰我等学生提问的解答，以及对当时的社会名流季桓子、鲁定公、孟懿子、齐景公、鲁哀公等关于《书》的诠释，都细致、深切。这些都足以说明，孔子完全有能力完成对《尚书》各篇写《序》的工作。
（三）孔子所在的鲁国，是当时的文化之邦，文献没有遭到战争的洗劫。孔子曾对学生们阐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又赞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由于孔子身处鲁国的文化环境，故得以依靠当时丰富的文献，完成了为《尚书》各篇作《序》的重任。
（四）孔子有喜欢写作的习惯和爱好。《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约其文辞而指博”，“以绳当世”。除作《春秋》外，“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如此喜爱写作，他为《尚书》各篇作《序》，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刘义峰对《书序》曾作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伏生本、孔壁本的《尚书》都是有《序》的，还有《史记》所引的《书序》，均应来自先秦。“它们共同的祖本肯定历史悠久，其形成必在《尚书》整理之时。作者只能是孔子”。这个论断十分正确。
孔子为《尚书》作《序》，不但历史上有许多明确的记载，而且有大量事实可以旁证，已如上述。但自南宋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对历史记载进行怀疑。如南宋大学者朱熹就一再说：“《书》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书序》恐即是经师所作，决非夫子之言”，等等。这种说法，一直沿袭到现代。已故著名史学家陈梦家说：
我们以为司马迁已引《书序》，是武帝前已有。惟《书序》体制不见于先秦者，它和太史公《自序》叙作一百二十九篇十分相似，所以可认为是秦、汉之际解经的人所作。
这个说法，问题很多：
第一，“秦、汉之际”，正经过秦火之后，哪里去找《尚书》？《史记·儒林传》述：“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书》都被焚烧，“术士”大量被坑杀，如何还能“解经”？
第二，又据《史记》记载：“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可见在汉文帝以前，“秦、汉之际”，最早能治《尚书》者，除伏生之外“天下无有”，哪里还有什么“解经的人”？可见所谓“秦、汉之际解经的人”，乃陈梦家先生想象出来的，实际不可能有。
第三，这“解经的人”没有姓名，如何确立权威？他作的《序》，谁会相信和采用？再说为《尚书》各篇作《序》，有些篇早就亡佚，至今没有出现过，如《商书》中的《帝告》、《厘沃》、《汝鸠》、《汝方》、《夏社》、《典宝》、《沃丁》、《伊陟》、《仲丁》等；《周书》中的《分
器》、《旅巢命》、《归禾》、《嘉禾》、《贿肃慎之命》、《亳姑》等。这些早已亡佚的《尚书》，“秦、汉之际解经的人”从没有见过，也没有文献资料可以查阅，他是如何为这些佚《书》作《序》的呢？
第四，所谓“《书序》体制不见于先秦”，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诗》有《诗序》，根据历来学者一般的说法，《诗序》为孔子的学生子夏所作。《易》也是有《序》的，《史记·孔子世家》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正义》引《易正义》曰：“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可见《诗》和《易》在先秦都已有《序》，它们和《尚书》之《序》是相辅相成的。
由上所述可以明显地看出，追随疑古思潮，从主观想象出发，歪曲历史事实，必然会弄得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春秋末年的大学者、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经编纂《尚书》，并为各篇作《序》，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
二、孔氏家族在西汉的传人孔安国对《尚书》的抢救和作《传》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化萧条，《尚书》绝迹。汉代初年，有济南伏生开始治理《尚书》。《史记·儒林列传》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因为这二十九篇《尚书》，伏生用汉代文字书写，后称之为“今文《尚书》”。当时孔氏家族在西汉的传人、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参与了对今文《尚书》的学习。陈以凤论证说：“孔安国为鲁人，当时流风所及，当从这些‘山东大师’那里学到伏生所传的《尚书》。”这个分析是合情合理的，孔安国应该先是学习和钻研了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
在成为汉武帝的博士后，孔安国即把今文《尚书》传授给其他人。《史记·儒林传》载：“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然则兒宽学习《尚书》，既受欧阳生之教，又受业于孔安国。由于孔安国等的积极活动，当时学者“颇能言《尚书》事”。孔安国学习和传授今文《尚书》，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到汉武帝末年，孔安国又获得了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这样，在孔安国手上，有了两部《尚书》：一是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二是孔子宅中发现的比伏生本《尚书》“多十六篇”的古文《尚书》。
在得到其先祖留下的这些古文《尚书》之后，孔安国即对之进行抢救，用汉代流行的隶书文字将其写定。《史记·儒林传》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孔氏家族后代撰写的《尚书序》也说：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先人所藏古文《尚书》之后，“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孔安国）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可见孔安国“隶古定”而改写的《尚书》，除新发现的十六篇，还有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因而就有了对今文《尚书》而言的孔安国古文说。《汉书·儒林传》记：“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孔安国的古文说，是对今文《尚书》伏生说的改进和更正。
在这个基础上，孔安国开始进一步着手为《尚书》作释义的《传》。《孔丛子·连丛子上》载孔安国堂兄孔臧的《叙书》曰：“臣世以经学为业，家传相承，作为训诂。”“侍中安国受诏，缀集古义……臣家业与安国纪纲古训，使垂来嗣”。孔臧又有《与从弟书》曰：“旧章（按指古文《尚书》）潜于壁室，正于纷扰之际，欻尔而见，俗儒结舌，古训复申，岂非圣祖之灵欲令仁弟赞明其道，以阐其业者哉？”“知以今雠古，以隶篆推科斗，已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孔丛子·连丛子下》并载孔氏家族在东汉的传人孔季彦曰：“先圣遗训，壁出古文，临淮传义，可谓妙矣。”所谓“临淮传义”，即指曾当临淮太守的孔安国为《尚书》作传释义的事。《孔子家语》王肃注《四库全书》本有一篇《后序》，记孔安国之孙孔衍上书朝廷曰：“臣祖故临淮太守安国，逮仕于孝武皇帝之世，以经学为名，以儒雅为官，赞明道义见称。前朝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传训其义。”《尚书序》也说：“（孔安国）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由上所述可见，孔安国开始着手为《尚书》作《传》释义，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在初步完成作《传》之后，孔安国还曾经向朝廷献书。《汉书·艺文志》记：“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也说：“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但有的记载说他没有献。《孔子家语·后序》记：安国为《尚书传》等，“既成，会值巫蛊事，寝不施行”。《尚书序》也说：安国为《尚书》“作传”，“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也许书献了不起作用，等于没有献。
关于孔安国是否有献书之举，有学者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安国“蚤（早）卒”，而《太史公自序》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则安国在太初四年（前１０１）前已经去世，而巫蛊事发生在征和二年（前９１）。孔安国没有活到巫蛊事之年，故他不得有献书之事。我们认为，《史记》说孔安国“早卒”，这是司马迁的疏误，与许多史书记载不合。《孔子家语·后序》明确记载：“子国（孔安国字）由博士为临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有学者考证孔安国生于景帝中元元年（前１４９），卒于武帝征和三年（前９０）。这应该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由上所述可知，孔氏家族在西汉的传人孔安国，在秦焚书坑儒、文化典籍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先学习和钻研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并积极进行传授活动，使《尚书》学开始在汉代兴盛起来。特别是在武帝末年，当孔子宅壁发现大量古文《尚书》后，他更努力进行抢救，用自己的文字知识，对《尚书》古本进行“隶古定”，用竹简重新书写，并对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提出改进和更正的古文说，其许多古文说为司马迁的《史记》所采纳。更加可贵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尚书》的内容，他开始着手编写为《尚书》训诂释义，即《传》的工作。在初步完成用今文写定已发现的《尚书》并作《传》释义之后，他又准备将这部较完整的《尚书》献给朝廷，以利文化事业的发展。可惜在武帝末年，巫蛊事发，孔安国献书得不到支持。但他奠定了《尚书》学发展的基础，功不可没，他的成果由孔氏家族的后代一直保存下来。
三、孔安国后孔氏家族对《尚书》的整理和修订
在孔安国之后，孔氏家族有许多人精通《尚书》。《后汉书·儒林传》载：“自安国以下，（孔氏家族）世传古文《尚书》、《毛诗》。”该书又载孔氏家族中孔僖有二子：长彦和季彦。“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所谓“章句学”，即治今文《尚书》；所谓“守其家业”，即治古文《尚书》。据陈以凤从《汉书》、《后汉书》、《孔丛子》、《阙里文献考》、《孔子世家谱》等文献查阅，孔安国之后的孔氏家族中，“孔卬、孔衍、孔驩、孔子立、孔子元、孔子建、孔延年、孔霸、孔光等人多精通《尚书》，其中孔衍、孔驩、孔延年、孔霸、孔光都是《书》学博士”。孔氏家族的学者从西汉、东汉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孔子家语·王肃序》云：“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已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迭矩。”可见与王肃同时代，孔家有孔猛，藏“有其先人之书”，也是一位儒学的研究者。这些人应该都特别关心孔氏家藏的《尚书》及其释义的《传》。
从《小尔雅》一书的编撰，更可以看到孔氏家族后代的用心。据黄怀信考证：“《小尔雅》……其作者当是孔安国的孙子孔驩和曾孙孔子立父子。” “《小尔雅》很有可能就是孔驩、孔子立父子的作品，是他们为‘训诸生’和‘教阙里’而编”。据陈以凤考证：“《孔传》与《小尔雅》释词相同者有７０多条。”可见《小尔雅》是孔安国后孔氏家族为汇总《孔传》等家族著作中的释词而编撰的。显然，他们在对《孔传》不断进行研究和修订，因而产生了像《小尔雅》这样的作品。
最能证明孔安国后孔氏家族在不断修订《孔传》的，是《孔丛子》中记载孔氏家族在东汉的传人孔季彦对友人孔大夫说的一段话：
先圣遗训，壁出古文，临淮传义，可谓妙矣，而不在科策之列，世人固莫识其奇矣。斯业之所以不泯，赖吾家世世独修之也。今吾猥为禄利之故，欲废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
这里说明，曾作临淮太守的孔安国，对“壁出古文”做过释“义”和撰“传”的工作，这是“先圣”的“遗训”，极其“奇”“妙”。他们把整理和修订《尚书》及《孔传》作为家业。这不是“为禄利之故”，而是弘扬“先君之道”。正因为孔安国后孔氏家族的“世世独修”，使《尚书》之学绵绵不绝，古代优秀的文化典籍《尚书》及《孔传》日臻完善。
据李学勤考证：“今传本古文《尚书》的出现，比王肃的时期还要早。”晚清一些学者已经论证，在东汉的不少著作里已经有对古文《尚书》文句的引用。李先生指出：“东汉时好多学者的作品中能找到至少可能来自今传古文《尚书》的文句，这难道是巧合么？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东汉中晚期这种《尚书》本子逐渐传播流行。这和当时孔僖、孔季彦等人的活动，在时间上便合拍了。”可见，孔季彦等孔家学者对古文《尚书》的修订，使这个本子在东汉中晚期传播流行起来，为不少学者所学习和引用。
到西晋时期，社会上流行的不但有古文《尚书》，还有对其进行释义的《孔传》。这可以从晋立经学博士的情况得到证实。《晋书·荀崧传》载荀崧上疏云：晋初武皇帝崇儒兴学，“置博士十九人”中有“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当代经学家周予同在注《经学历史》时指出：“按孔即孔安国《古文尚书》。据此，则《古文尚书》西晋已立学官。” 孔氏《古文尚书》既已立学官、置博士，其有供学习的本子，自不待言。与此同时，李学勤指出：“西晋时已有古文《尚书》孔传。”民国初期有陈汉章对此作过详细的阐述和论证。这些都是孔安国后孔氏家族不断努力整理和修订《尚书》及《孔传》的结果。
特别应当指出，当时的孔氏家族还对社会上流传和新发现的古文《尚书》进行搜罗，由《史记》《汉书》所载，孔安国从孔壁而得的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扩大到二十五篇。同时，他们又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进行混合编纂，以便于阅读和研究。《尚书正义·尧典》引《晋书》记述了古文《尚书》由太保公郑冲到苏愉、梁柳、臧曹，直至梅赜的传授过程；又引《晋书·皇甫谧传》曰：“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谧）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可见从郑冲到梅赜传授的《尚书》，已经附有《孔传》，其篇目也已经变为今文《尚书》三十三加古文《尚书》二十五的“五十八篇”。由于当时孔氏家族的努力，《尚书》及《孔传》的整理和修订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和惊人的成就。
关于《尚书》等儒家典籍的成书，李学勤曾作过总结性的论断：“今传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陈以凤也对《尚书孔传》有过类似的总结：“《孔传》确实含有孔安国的训解，其内容可能先由孔安国传授，后由多人、多次、多时补充、改订、结集而成，与孔家学者有密切关系，是汉代孔氏家学的产物。”由此可见，今传《尚书》及《孔传》，凝结着孔氏家族数十代人的辛劳和智慧。他们对于中华优秀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垂史册。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明晰的结论：上古三代由史官编撰记录珍贵史事的文献《尚书》，到春秋末年的孔子将它们进行编纂，并为每篇作《序》，成为一部相当完备的历史教科书。但到秦时实行焚书坑儒，文化遭到极大摧残。孔氏家族在西汉的传人孔安国，着手对遭摧残的文化典籍《尚书》进行抢救。他先是学习和钻研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并进行传授活动；后又研究和写定从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并为之作释义的《传》，以使《尚书》更便于阅读和了解。孔安国以后的孔家学者，更不断对《尚书》及《孔传》进行整理和修订，并搜罗社会上新发现的古文《尚书》，把它从十六篇扩充至二十五篇，还把古文和今文混合编纂。由于孔氏家族学者的不断努力，至东汉后期，一部今文三十三篇加古文二十五篇并都有《孔传》的完整《尚书》，已经编纂成集，并传播流行。从郑冲到梅颐传授的就是五十八篇《孔传尚书》的完本。
但是自南宋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孔氏家族长期以来整理《尚书》并为之作《传》的历史被严重歪曲。如清代疑古学者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便对古文《尚书》及《孔传》大加诋毁，说：“盖伪作此书（即古文《尚书》）者知两汉秘府有古文而无训传，今又并出训传，不得不迁就傅会其说，以售其欺耳。”“魏晋间名渐讹易，孔安国传……《书》与《传》同出一手。” “《经》与《传》同出一手，伪则俱伪”。当代学者并对此大加宣传，说：“自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问世后，学者多已认同今传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伪作，而《尚书》孔安国《序》并《传》，皆被视为晋人托西汉孔安国之名的伪撰，而被称为‘伪孔序’和‘伪孔传’。”上述这些不顾历史事实的歪曲宣传，是对孔氏家族千百年来整理《尚书》功绩的污蔑，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必须正本清源，还原事实的真相，使孔氏家族整理、修订《尚书》及《孔传》这一精彩和光辉的业绩，为人们重新认识，成为学术史上的奇迹和文化史上的瑰宝。
作者简介
杨善群，上海人，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班，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史林》副主编等职。著有《孙子评传》《越王勾践新传》《孙子兵法今用》《创世在东方》《诗经里的世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