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本来是儒，医本来是医，自春秋战国以来，儒与医二者并没有过多的交集。比如，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中就没有论说中医的记载。至于汉代有华佗、仲景，皆以医名世，而非纯儒者。到宋代，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医家群体——儒医。在宋徽宗时，君臣之间商讨关于医学的奏议中曾经出现过“儒医”一词。虽出现在北宋，这个词在当时非常少见。直到南宋才在各种与医学相关的方志小说中广泛运用。如洪迈的《夷坚志》中描述到：杨惟忠生病，面部发热如火一般，众医不能医治。“子婿陈楢忧之，以问胡翛然。有蕲人谢与权，世为儒医，翛然引之视疾……”杨惟忠病重，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只得请一个儒医出场，由此可见，儒医应该医术了得。从那时起儒医就成为中国医学、史学、哲学、儒学融合一体的特殊现象，儒医文化也成为中医文化的一支奇葩。
一、 儒医的历史简述
在两汉，由于儒学的官学地位，对医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儒医虽没有明确之实，然已现其端倪。统计发现两汉 52 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可见。如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仓公得公孙光推荐受师于公乘阳庆赞叹淳于意“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 夸赞仓公圣儒，即淳于意是一个慕圣人之道的儒士。再如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皇甫谧是“博综典籍百家之言”；还有“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的“诸王侍读”陶弘景、“性度沉静，通经史”的王叔和等。皆是经史学修养极深之人（但没有明确指出精通儒学）。
隋唐以来，崇尚科举取士，此时，医家的儒士背景已显而易见。如医家巢元方、杨上善、王冰、王焘等均为朝廷医疗官员 。再如大医孙思邈更是以通晓儒释道而名垂后世。曾撰有《传信方》两卷的刘禹锡更以文名远播。至此，文人知医或文人业医者已很多了，“儒医”之实已现端倪。
宋之后的医学教育体系基本上是以儒学为纲的。学习中医的目标是成为儒医，不但要懂中医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儒学修养。宋代设立了特有的教育机构——医学，它完全仿照太学之例。宋徽宗还为此特地颁诏，将医学教育脱离专管宗庙礼乐的太常寺而隶属国子监，从而使医学纳入儒学教育体系，以“教养上医，广得儒医”。并且按等级任命医学官员，使儒医的地位得到确立、巩固并提高，从而为文人雅士开辟了一条“医而优则仕”的道路。儒医的提倡实质上起到了以儒学融入医学、改造医学，促进医学人文关怀和仁心医术发展的作用。
伤寒学家朱肱出身名门望族，元祐三年(1088年)中进士，在朝任职多年，后因忤旨罢官。其虽身处逆境，但常以贾谊的“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医卜之中”以自劢，隐居杭州大隐坊，潜心医学，深入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几易其稿，前后历经二十余年时间，终于著成《类证活人书》20卷。该书对仲景之学颇有发挥，对后世影响甚大。纵观宋以来的中医历史，凡是能成就名医的，都必定是知识渊博而习医之人。儒医的盛行，同时也赋予了中医学更多的文化内涵。
金元时代，少数民族当政，在文化和医学上急于向中原文化学习，学术环境较为宽松，利于医学创新。而且鉴于外族统治的歧视和耻于事夷的儒家风骨，儒士们本 着“济天下利 苍生”的愿望，大量进入医学领域，从事医学。主要代表人物如下：
刘完素：金代著名医学大家，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宋史》称其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从他所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等可见他重视述理，儒学根基深厚。
朱丹溪：“金元四大家”之一，尤精于内科杂病，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书。元代戴良《九灵山房集》说：“（朱丹溪）后闻许文懿公得朱子四传之学，讲道八华山，复往拜焉”。朱丹溪多年来一直是以儒学为主，中年时始专志于医学。后世学者认为，他深厚的儒学根基启迪他对医学典籍的理解与创新。
滑伯仁：元代医学家。初习儒，工诗文。其后随王居中精研医经，撰有《读素问钞》、《难经本义》、《诊家枢要》、《十四经发挥》等医著。他十分重视在儒学和医学方面的兼收并蓄。
明清两代，儒医辈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针灸学家杨继洲编《针灸大成》；明代四大医学家之一的汪机，著有《外科理例》；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明末清初医学科普家汪昂著《汤头歌诀》、《医方集解》；清代医家学陈念祖著《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均为由儒而医或亦儒亦医者，构成了中国医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儒医群芳谱。由于他们的儒学修养功底较深，故日后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于一般的医家，在著书立说方面尤为突出，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医学遗产与文化财富。
在中医学术流派方面，如新安学派，自宋代至新中国建立前，卓 然成家者 820人，其中 421人撰集汇编医籍约 730种。新安素有“程朱阙里” 称号，医家深受儒学、理学的影响，重德轻利。清代歙县郑宏纲有一镌刻“一腔浑是活人心”的图章，每盖在处方笺起首处以自勉。以名医、御医、世医、儒医多见的吴中地区，历史上见诸记载的有1400余人，著作600余种流传后世。明清时期，“ 吴门医派”进入快速发展和鼎盛时期，像吴又可、张璐、周杨俊、叶天士、薛雪、徐大椿、尤在泾、高秉钧等名医、儒医卓然杏林，影响很大。儒医王好古“性识明敏，博通经史”；“医林状元”龚廷贤出身儒医世家；还有王清任、喻昌、王士雄、陈念祖等等众多儒医皆作出了很大贡献，留下了众多不朽医书，为后人所赞叹。
近现代儒医的杰出代表，孔伯华，出生于1885年，与汪逢春、萧龙友、施今墨并称北京四大名医。又如岳美中、秦伯未、程门雪、裘沛然和张灿玾等等，他们亦儒亦医的成就人所共仰。儒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和渗透从对医学内涵的认知到医家道德品质修养；从诊疗原则的确立到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从古医籍的注释研究到新著的编撰；从学术观点的阐扬到医理的探析论述等等，可谓面面俱到。
二、儒医的特点及优势
“儒医”是对古代中医的最高评价。他们不仅以丰富的学术著作立起了医学理论的一座又一座丰碑，而且以丰富的儒学修养构建了渊博的中医药文化传统。可以说没有儒医的参与，就没有中医药文化。具体而言，儒医的特点与优势有如下几点：
1、孝亲尊师，医德高尚。儒门崇仰孔孟之道，践行忠孝之本，是以“药品酒食,非孝不能备也” 。然确保双亲康泰,以享上寿，又“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 。隋代许智藏有言：“ 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在中国医学史上，为尽孝而学医者，大有人在，如北齐李元忠，金代李杲，明代王纶等。
“仁”“礼”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孔子强调不分阶级贵贱的“爱人、行善、慎独”的美德，亦成为医德的核心。孟子提出“无伤也，是乃仁术”，明确了医术是“仁术”是表达“爱人”、“救人”的技术 。儒与医皆求“仁义”、“精诚”，仁者爱人，医者精诚，他们把行医治病、救死扶伤看作医家的本分事，是笃行“仁 道”的自然之理。如明代医家孙一奎，为人正直，医术高明，人赞之曰：“君子重道义，贫贱非骄人。折肱不折腰，弘道无所亲。贤名闻诸侯，超然气概新”。中国历代所推崇的那种气质和节操跃然纸上，堪称医家典范。
2、格物致知，编校著书。儒医擅用儒理和儒家治经理念阐发医学之秘。朱丹溪不仅自己不曾放弃在理学上的学习，还将此种要求贯彻于其弟子。故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中很多都有“儒而知医”之称。朱丹溪因其深厚的理学造诣.被列入《宋元学案》之中。可见对于儒医而言，儒学造诣是其必备，“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儒家今文经学的重视微言大义和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的理念也逐渐成为儒医的治学准绳。如隋代杨上善，以古文经学方法注疏《内经》，唐代王冰，取今文经学方法校订《素问》;时至宋代，宋儒提出儒学要研究其微言大义，甚至创新经文注经或删补章句，宋明理学由此发端，亦对金元医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儒家素来重视历史文化遗产，儒医自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现存的古代医药典籍大部分由儒医、儒臣所著就，如宋代曾设立校正医书局，选拔懂医的儒臣和医官一起，校勘了《灵枢》、《素问》、《伤寒论》等十几部医书。清代乾嘉学派的不少著名学者，也都从事过医药文献的编撰校勘研究工作。从儒经到医经，医药书籍的整理和编撰，多归功于儒臣和儒医的笔耕不辍。
3、坚持真理，反对邪说。儒医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封建迷信，使得“巫”文化之影响逐渐被剔除，促进了医药科学的发展。从扁鹊之“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到李时珍坚决反对滥服“丹药”的不正之风，以及到清代正统医家对巫术都十分厌恶，皆以去之而后快。儒医多以儒家正统经典为依归，这对于确保中医学的纯粹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当今社会，打着弘扬传统中医与传统文化旗号的各种巫医与骗子等社会丑恶现象此伏彼起，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的身心健康和对祖国传统医学的信任。对此，儒医文化中坚持理性、反对巫术迷信的精神具有革弊纠偏的积极作用。作为传承和发扬中医学为使命的医者应毫不犹豫地继承这一传统，自觉地清除传统中医学中某些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等不良寄生物，用科学精神来研究医学；其次，要勇于批判与清除打着“传统中医学”名衔的歪理邪说，恢复人们对于祖国传统医学的正确认识与信任，以保证中医学的纯粹和健康发展。
4、胸怀广阔、兼容并蓄。《论语》提倡的“仁义”“忠恕”，尤其是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基本理念，还是中医理论思维的核心。中医之“中”与儒家的“致中和”思想相通。孔子说：“中庸其为德也”，唐宋诸儒都认为，从舜尧到孔子有“一道得传”，就是“中”与“和”。中和既是方法也是境界。中医理论关于人的生理、病理、治法、养生的论述皆以中和为关键。养生就是要顺应自然，法于阴阳，和于数术。儒家学说吸收了这些思想，《礼记·祭义》中记载：“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国语·周语上》记载：“阴阳分布，震雷出滞。”《楚辞·九辩》记载：“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与俪偕。”杜甫的《阁夜》记载：“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苏辙的《冬至日》记载：“阴阳升降自相催，齿发谁教老不回？”
《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被视为宇宙基本存在。还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汉代董仲舒首先提出元气之名和天人感应之说，之后元气说得到王充、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等儒家的诸多阐发。元气之说在中医理论中也得到运用。元气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的最基本物质；天人一体而人赖养于天地；人体生理赖于元气；疾病发生在于气化不畅；辨证论治充分考虑气机变化；用药考虑药性气味。
在格物求理，寻求事物背后道理的理学思想指导下，宋代儒医将《素问》中“运气七篇”的理论结合临床进行研读和发挥，使中医五运六气学说始兴，“不懂五运六气，遍检方书何济”。气化异常致病有周期，周期可呈现规律性与可预测性，即“顺天之时，疾病可与期”。
中医学受到儒学的广泛滋养和启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完善了自己对疾病的更深认识，推测出病人生年、患病日干支、所患何病、病属何经、遣用何药等，并以之作为临床“治未病”的依据。从古至今，这些理论一直有效指导着临床实践，推动着中医学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5、守正创新、勇于发展。清朝中后期，传入我国的西方文化对源于本土的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此文化碰撞与变革之际，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用以化解两种文明的冲突。也是在同一时期，西方医学伴随着西方文化传入我国，因其对许多疾病疗效确切，遂为国人所接受。随着其影响力的日渐增加，西方医学得到广泛传播，对中国本土医学的冲击越来越大。在此大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医学如何发展，一时众说纷纭。1890年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 “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首次提出了"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的主张。部分开明的本土医生尝试将两种医学进行比较、融合，发展形成了 “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诸如唐宗海“折衷归于一是”、 张锡纯“衷中参西”、恽铁樵“新中医”等。这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早期雏形。
1954年中央提出“中西医要团结合作，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而努力”的口号。一方面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一方面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明确要求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继承、发扬中医药学。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对卫生部西医离职学习中医作出明确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以此为契机，中西医结合事业在我国蓬勃开展起来。
50年以来，中西医结合事业在以吴咸中院士、陈可冀院士及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屠呦呦等为代表的几代人的积极努力下，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多个领域成绩斐然，总结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发展至今，中西医结合得到了全国范围的推广普及与提高，尤其是在全国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医院，并且已经引起世界范围的兴趣与关注。
总之，“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唯昧孔孟之教;损害不分，最害命之至”，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正是一代又一代儒医的涌现，明显提高了医学队伍的素质，促进了从医人员知识更新和医学研究，无论对中医药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临床经验的总结提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医药学发展到今天，“儒医"也有了更宽泛的涵义，不仅要具有丰富的经史子集的文化根基，也要具有丰厚现代人文知识素养，可以说，文、史、哲、医四位一体，反映了现代中医药人才的知识结构。传统中医药学是科学性、技术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中医界发出大量培养当代“儒医”人才的呼声。
三、传承和弘扬儒医文化的必要性
儒医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图书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着的生命。它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影响、制约着今天的医学工作者，并为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总的来看，传承和弘扬儒医文化的必要性有如下几点：
1、恪守其志，笃行仁义。“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思想，作为儒医必须恪守儒家之志，笃行仁义。如杨泉在《物理论》中即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 不可托也”；又如明代医家龚廷贤《医家十要》第一要便是“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更是道出了仁爱的具体要求。儒医不仅推崇仁爱之心，并且还以自己的诊病施药活动践履儒学仁义思想，把行医治病、救死扶伤看作医家的本分事，是笃行“仁道”的自然之理。如元代儒医朱丹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其精神实为后人所敬仰。
2、清正廉洁，重义轻利。儒医认为施行仁爱之术的重要标志是“为医先去贪嗔＂，要笃志于仁，重义轻利。唐代大儒医孙思邈即呼吁“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华序》亦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历代儒医均以博施济众为重，强调为医者不可汲汲以求于利，心有旁鹜，就很难专心为患者治病，“若专于求利则名利必两失”。而只要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声名日起，自然求之者多，正当之利也就会随之而来。儒医的这样一种“不患医之无利，特患医之不明”的清廉医风，对于追逐名利的贪医庸医具有强烈的道德警示作用。那些企图以医药“经略财物、邀射名誉”获取权位者，势必被广大病家所唾弃，为医家所不耻。
3、济世救人，自甘淡泊。由于医学济世救人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之主张异常接近，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家国与民众。因此，儒医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寄托于医者治病救人的践履中，认为医乃生死所寄，治病救人者应以仁爱之心救治病人，并通过治病，把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使家庭亲睦，人伦有序，从而达到家国天下的长治久安。治病、救人、济世须臾不可分离，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能身操医业而自甘淡泊，表现出“仁者安仁”，以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道德理想。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看到历代本草谬误颇多，忧心如焚，认为举关生民社稷、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用毕生精力编撰了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以拯夭枉＂，为后世所传颂。
4、内省慎独，追求修身。儒者业医，自认为并非单纯地治病疗疾，而以修身为第一要务。正如宋代《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医工论》在涉及“正己”、“正物”、“愈疾”三者的关系时写到“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者，谓能明理以尽术也。正物者，谓能用药以对病也。如此然后事必济而功必著矣。若不能正己，岂能正物？不能正物，岂能愈疾？”其中，正己居于首位，可见行医者极为重视自我修养，行医以修身为本。儒医修身之具体方法为“内省”与“慎独”。“内省”就是自我反省，如可每夜静思反省白日的行医过程，处方用药是否切中病情，有无需要改进之处，是否有仁爱之心，有无加害于人，又如每日诵读古今方书，并潜心默想加以推究，力求融会贯通等。儒医亦非常重视“慎独”，即指在自身独处的情况下，依然能坚持一贯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照公序良俗的道德准则去行动 而不违背。中医之行医过程一般是独立诊疗过程，专业技术较强，加上病家出于治病需要及对医生的信任，会倾诉其“隐私”，因此儒医认为医者必须要心地纯正，言行谨慎，严格按照行医规范诊疗治病，并依照这样的要求践履相关过程，不得敷衍。
5、格物穷理，乐学好学。历代儒医一般都熟读“经、史、子、集”等传统文化典籍，具有博识融通的人文学养。医学研究对象是人，而人的生理、病理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与社会生活和心理情志密切相关，因此医者必须博通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才可把握医道，否则难以胜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十剂》中说“欲为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不然则如无目夜游，无足登涉，动致颠陨，而欲愈疾者，未之有也。”吴鞠通亦呼吁医非广闻博识者不能为，正如其所言“医虽小道，非真能格致诚正者不能。上而天时，五运六气之错综，三元更递之变换；中而人事，得失好恶之难齐；下而万物，百谷草木金石鸟兽水火之异宜。非真用格致之功者，能知其性味之真邪？＂儒医认为广闻博识之目的在于精究医药之道，因为通过涉猎群书，可以懂得“古今之事”、“仁义之道”、“慈悲喜舍之德”，提高认识能力，洞察事物奥妙，这样才能把握医道，并使之尽善尽美。而医药之道，幽远艰深；疾病发展，千变万化。对这样—门“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的“精光之道，大圣之业”必须精深研究，认真探索。若学业不勤，粗工孟浪，必致人横夭，一失而不可复得。两宋以后，儒医受到理学的启发，“格物穷理”之精究方式蔚然成风，重视理性思维，凡事求理，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讲究融会贯通，把握规律；元明之后的朱丹溪、张介宾等医学大师身体力行，推动了医药理论的发展。
6、崇尚圣贤、守正创新。《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崇尚圣贤有助于激励医者提升修养的内在动力，儒医“内省”、“慎独”之修身方式体现的是一种道德自觉与修养，这是优秀品德形成的内在动力。作为后继传人的医者，应很好地传承这一优秀儒医传统，唤醒和激发自己的道德意识，把“你应如何＂的外在法则，变成“我要如何” 的内在律令，使自己的言行能够始终听从内心的道德呼唤，成为风范儒雅、品德高尚的医者。
四、传承和弘扬儒医文化的时代意义
知名中医药文化学者卢祥之指出：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即原始儒学、原典儒学、汉唐经学、四朝理学、当代儒学。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能做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早已认识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医在这5个时期中也颇受其影响。因此它具有开放的胸襟及强大生命力，在发展中呈现出经世致用和与时俱进的显著特点。因胸襟开阔，善于吸收诸多异质文化之优长，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并且能够与各个时代相融相合，为各个时代服务，才有了今天的历久弥新与绵延不绝。
硏究儒医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回避不了对儒医原始经典的诠释，弄清了 “原”，才能够对历史长河中不同诠释者的著作进行厘定、鉴别，进而分清哪些是诠释者个人独有的，哪些是时代共性的。对儒医经典的深入研究以及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再加上细致的梳理，能够把握儒医思想的基点、经脉及核心。这个核心，以及围绕着核心的种种文化形态历代都在演变，演变过程中又出现很多新的学说和流派。
儒医文化作为传统学术体系组成部分和分支，如何在新时代更大力度地促进创新、加快学科交叉、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必须重视与其他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应当从两方面入手：首先，从学科交叉方面，如儒学、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和其他人文学科的交叉，日益深入紧密，交相促进，触类旁通。而儒医文化本身就有“民本”特质，对社会公德、公民体质素养影响巨大。
其次，和现代学科融合的相互影响已经是今后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儒医文化加速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随着信息社会高速发展，大多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开始注重综合性的研究，这些方面无疑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儒医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把握与思考，有助于推进其在今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既对进一步发展儒医擘划了新的方向，同时也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许多具体方法。
除了上述宏观层面的意义外，传承儒医文化的时代意义还体现在具体操作层面。2022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其中将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点任务。这是落实中央人才工作、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进一步突显了人才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更为中医药教育事业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优秀中医人才培养难，难就难在中医原创思维不易形成、历代经典难以活化、基本技能不易掌握、方药性效难以体悟……中医思维被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中医人才传承的困境。通过“重经典、读经典、强师承”的中医药经典教学模式，经过临床实践，才能周期性、螺旋式地提升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推动中医药教学传承，这是目前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儒医文化与中医学密切相关，因而可以作为中医人文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文化宝库，对培育医务工作者人文素养具有重要价值。
展望未来，中医发展势必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同步，而儒医的发展，因其社会学科基本属性，决定了必须服务于社会。为适应时代需要，对孔子仁学思想及其儒家文化和历代儒医经典，在传承弘扬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吸收时代精华，才能笃行致远，不负韶华。
作者简介：
孔荣顺（令字辈），男，1970年10月出生，永靖县太极镇古城村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永靖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中华儒促会第一批通讯员。
撰写“重用赤芍治疗黄疸型肝炎”、“黄疸型肝炎合并呃逆探析”、“肝源性腹泻40例临床分析”等论文发表于《甘肃中医学院学报》。撰写了“预防性使用抗菌素临床分析”发表在《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撰写论文“中医综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48例临床观察”发表于《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等。“一种红外线艾灸装置”2020 年获国家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