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

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和的历史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特别是儒教，在政教礼俗的各方面影响甚巨。

中华各民族及各种思想流派在历史上关于人与天道（天神）、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汗牛充栋，今天我们很难全面概括。

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把三千年来，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中逐渐形成共识的、围绕“人”的若干思考略加总结与概括。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围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说，人总是与“神”，特别是与自然神灵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的“天”相联系、相纠缠的。

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而《尚书》《诗经》中的“帝”，则是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类群体及其生活的主宰。

周代钟鼎铭文中，“天”字出现的频率很高。“天”“人”两个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圆点即是“天”字。

在周代，至上神的称谓由“帝”“天”混用，逐渐变为了“天”的独用。“天”成了创造生命、万物，并福佑人间的人格神。如：“惟天阴骘下民”，“天乃佑命成汤”，“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

但“天”的人格神权威逐渐下落，变成非人格的最高主率，甚至变成人们咒骂的对象，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周代的礼乐教化，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人”的意识、“人文”的意识的凸显。

礼治显然是人的积极有为之治，但从本源上讲，荀子认为，礼的源头是“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元。

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礼乐之教，当然还有诗教、易教、书教等，是统治阶层、知识阶层的人用来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继而用来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人格境界，调节、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以礼节民，以乐和民，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古代“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

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扬了起来，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

中华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

“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仁爱”“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

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智慧。

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

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来源： 本源社区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