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儒学不只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用传统的话说，它是治国平天下之学，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学术思想……”台湾学者林聪舜近日出版了《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文简体版，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寻汉代儒者如何重新诠释经艺，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又如何一面与现实权力周旋，一面苦心孤诣留住些许儒学理想的宏愿。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还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本文节选自本书的第六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
“更化”以建立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
任何政权若想维持稳定的统治，除了依赖镇压性的力量外，尚须借助意识形态的说服，使被统治者心悦诚服地认同体制。在汉武帝以后的帝制中国，长期扮演意识形态说服工作，亦即扮演帝国意识形态角色的是儒学，而董仲舒在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在于他改造先秦儒学，使它更能适应帝国的需要，使儒学成为主导帝国统治秩序的核心思想，能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由于董仲舒的儒学是帝制中国首度出现的较为成熟的国家意识形态，本章将以此为例，具体说明儒学如何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使儒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得到更确实的了解，也使儒学何以能在长达二千年的帝制中国，一直扮演正统教义（orthodoxy doctrine）的角色，而未受到真正的挑战，得到更圆满的解释。
依照董仲舒自己的说法，他把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称之为“更化”。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对汉武帝提出“更化”的建议，谓：“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更化”的内容是董仲舒心目中的儒家伦理与儒家秩序，最后的发展则是在第三次《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下面一段引人瞩目的言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种透过仕宦之路的控制，打击“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以外的思想，借以达到“统纪可一”“法度可明”的统治思想目的，是意识到思想文化所能发挥的力量，想运用政治权力把儒学抬举到独尊的地位。虽然西汉罢斥非儒者并非发自董仲舒，但是他对“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做出全新且整体的解释，亦即他能以重新塑造的儒学“更化”，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新统治秩序，使儒学能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这就标志了儒学的新纪元。所以班固把汉代隆儒的成效归功于他，谓：“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此处应注意的是，本文虽认为董仲舒的儒学扮演着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并且认为他独尊儒术的主张具有思想统治的目的，但此一解释并不着重价值判断，亦即不具有贬义，而是把它视为历史事实来看待。本文乃是企图透过此一角度的研究，更深入发掘儒学在历史上所扮演的政治社会功能，以及儒学思想发展背后的权力关系。
尊儒与意识形态控制
董仲舒在第三次《对策》中主张：“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话简要有力地表达了董仲舒透过尊儒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用心。
透过意识形态控制，达到统纪、法度的齐一，并非始于儒家，而是法家首创的。《商君书》就反对人民信奉法令以外的知识；《韩非子》更重视思想统制的工作，认为国法的标准若与世俗的毁誉不同，将造成国法权威的陵替，“治强不可得也”，所以主张统一价值标准，排斥儒、侠、纵横、带剑之徒，希望达到以法的赏罚为唯一的价值规范。后来李斯《焚书议》主张焚书的理由，是害怕不同的学说产生不同的思想，造成不同的价值标准，使国家的“法教”丧失独一无二的权威性，使国君的权势受到损害。这种主张与韩非完全一致，所以秦始皇的焚书之举，是法家理论的实现，一点也不偶然。
然而，秦帝国未意识到儒学除了具有“以文乱法”的腐蚀统治秩序的作用外，更具有稳定统治的功能，端看统治者如何运用。是以秦帝国统制思想的手段偏重镇压性，所以没有达到意识形态说服的目的，秦帝国的思想统制算是失败了。
董仲舒尊儒的方式是透过仕宦之路的引诱，“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办法配合当时的贤良、文学已由儒者包办，结果是“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这可以看出“禄利之路”发挥了预期的功效。董仲舒尊儒的更具体方式是立学校之官，地方推动儒学教化，“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在武帝要求下，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上奏具体办法：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代表一个由儒学教育出身的文官制度诞生了。
武帝虽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康士坦丁（ Constantine ），但他并非完全依赖儒士，在宗教关怀上，他相当依赖方士；在政策推动上，又相当依赖法家。例如在封禅这件事上，儒者就不能像方士一般满足他的需求。尽管如此，由于利禄之路的引导所形成的风气，不但儒家的教化逐渐普及，儒家经典也为全国上下所必读，上至帝王太后、下至公卿大臣无不读经，甚至平民读经以求进阶者亦蔚为风气。后来的宰相也都由熟读儒家经典者担任，“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经典是储藏价值观念的仓库，在儒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同读物，甚至是生活教科书后，它在意识形态的说服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是相当可观的。
思想统一的效果，照董仲舒自己的说法是“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确，透过政治力的介入，儒家的价值观成为全民的规范，经学义理成为政治社会活动的指南。例如在“大一统”的观念下，诸侯将相养士的风气为之一变，就如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这是认为士仅属于皇帝所有，是思想一统在政治一统上的反映。又如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这虽也是“缘饰以儒术”，但仍可以看出《尚书》《春秋》在决狱上的权威性。经学义理是决狱的指南，当然也是行动的指南。再如由儒学义理发展而成的三纲五常观念，其深入人心，宰制人民行动的力量更是无所不入。
总之，儒学提供了帝国的价值规范，而且帝国的一切行动也都尽量在儒学中找到正当性，儒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一方面充当帝国的守护者，一方面则排斥“异端”的干扰，在尊儒的意识形态控制下，“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目的，算是大部分达成了。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由儒学教育出身的文官制度的诞生过程中，伴随的是一个新的阶级——士大夫集团——的诞生。在这个集团中，儒学研究（尤其是经学）成为他们占有的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为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仕宦之路在形式上虽是开放的，但有能力接触儒学的，至少是小地主与商人阶级的子弟，因此士大夫成为儒学的坚强拥护者与传播者，除了部分基于对儒家理想的追求外，与士大夫集团由垄断经学而获得仕宦的利益是分不开的，此所以士大夫集团会成为坚定的儒学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对于知识阶层对文化资本的垄断，阿尔文·古尔德纳有很好的说明：
如果任何一部分文化都将成为“资本”，当这种占有受到习俗和国家的保护时，那么就一定存在着对它生产的产品的私人占有。当文化被“资本化”时，文化就变成资本，这意味着对那些拥有文化或某些形式的文化的人，把收入存了起来，而拒不把这些收入给予那些缺乏文化的人。
士大夫集团把经学研究当成文化资本加以垄断的另一表现，是经学成为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懂得此一特殊文化的人才能在这个团体受到接纳，士大夫集团成为一个由经学凝聚在一起的语言共同体。例如灌夫“不喜文学”（指古典学问，特别是经学），即与士大夫集团格格不入；酷吏张汤“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由于用人“依于文学之士”，得到丞相公孙弘的赞赏。对于儒学与士大夫阶级的理想与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现象，艾蒂安·白乐日曾有一简要的观察，他说：“（儒家学说）后来变成一个体系，成了士大夫背后一个组织力量，并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利益、思想和理想。……儒家学说被用作保护士大夫阶级利益的工具，其做法之巧妙（姑且不说不诚实），迄今为止欺骗了不少学者。” 士大夫集团与儒学之间的利益连系，使得透过尊儒达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助力，更易收效。（作者：林聪舜）
林聪舜教授简介：
林聪舜，男，1953年生，汉族，台湾彰化人。曾任清华大学（台湾）中文系所主任、《清华学报》主编、傅尔布莱特奖助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的著作有：《向郭庄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10月出版）、《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史记的人物世界》（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7月出版）等。发表《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史记〉塑造的范蠡与张良的理想人生典型》、《三苏父子论刘邦、项羽》、《〈史记〉人物个别性与普遍性结合的例子——文景朝皇权与功臣、诸侯王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意义》、《激进乎？保守乎？——〈史记〉中刺客与游侠的价值观》、《叔孙通“起朝仪”的意义——刘邦卡理斯玛支配的转变》、《〈史记〉思想与先秦儒、道、法的关系》、《〈太史公自序〉中与壶遂一段对话的诠释》等多篇《史记》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