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宪铎

发布时间: 2016-01-25 18:25:37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浏览次数:

 
     ·孔宪铎,一位颇具传奇的人物。
     ·从一个纱厂小工到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孔先生靠得是勤奋好学与奋力拼搏。
     ·孔先生对在家乡办临沂大学充满着激情,常常为此而奔赴于山东和香港之间。他认定,要彻底改变家乡,就必须从办教育入手。   
在香港,孔宪铎先生称得上是名人。他长年活跃于香港教育界、科技界和文化界,稍加留心还常常能见到孔先生在诸如《明报》、《亚洲周刊》等香港著名媒体上发表的随笔杂文之类,从中可以看出孔先生睿智的人生经验与知人论世之精明练达。(图:孔宪铎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公室里。)
      笔者知悉孔先生还是缘于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一次亚洲图书展上,尽管那次展览上的图书琳琅满目、颇有目不暇给之感,但在三联公司的摊位上还是见到了孔先生的随笔集《快人快语》,也算是笔者与孔先生的一点缘分吧。书中有文曰《写山东人》,这位山东老乡写道:“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很骄傲地觉得我是‘山东人’。不管是在课堂上课,不管是在礼堂演讲,不管说的是英语,也不管说的是国语,我都会带着一口挥之不去的乡音。不管是家居或旅行,不管是大宴或小酌,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家乡口味:大葱、大蒜和馒头。”——如此酣畅淋漓,果然一派山东人的豪迈爽直。 睹其文而想其人。自此,找机会采访孔先生的想法便念念不忘,在香港不得便,我却利用孔先生回山东公干的机会采访了他,于是便得到了一个人生的传奇故事。
     
从纱厂小工到大学校长 
       生于1935年的孔先生祖籍山东临沂市郯城县,生逢乱世,家乡留给他的记忆是困苦、战乱、逃离和朝不保夕的恐慌感。他十几岁随家人逃避战乱到了上海,在一家炒货店当学徒。寄人篱下的感觉和他人的白眼,使他从小便对周围事物观察细致与体味敏感。对未来前途的无望在年青无畏的冲动之下,使他15岁那年,竟不告而别,连父母也没打招呼,就跟着两位老乡南下偷渡香港。也许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们竟有惊无险地到了香港九龙,以致于在42年后,孔先生以科大副校长的身份参加当时港督卫奕信的茶叙,二人有一番颇具意味的对话。港督问他是怎么来到香港的,孔先生表示“假使说实话,犯法;不说实话,犯上。”问为什么?孔先生答:“我是偷渡来的。”这位港督却说:“香港是一个让人创造奇迹的地方,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图:孔先生在他的老家郯城县李庄镇幼时居住的老房子前。)
       果然,孔先生便开始了他“创造奇迹”的第一步。他经人介绍进入九龙一间纱厂做工,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给了他很大的刺激。有次发烧看医生,那位黄姓医生满口洋文,需要一位懂上海话的小姐翻译,孔先生深深感到了一个纱厂小工与一位医生的天差地远,遂心底里发愤要争气。他想起了“要好好读书,才能出人头地”的古训,开始参加补习班。在纱厂干了4年多也学了4年多。1954年,这位只在家乡断断续续上过两年私塾的“偷渡客”,竟考上了当时台湾专门在香港招收的“侨生”,进了台中农学院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命运中的机遇紧紧地被他抓住了。
      此后,孔宪铎愈发相信幸运之神只会光顾那些永远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人。他更加小心翼翼,怀着一种如临深渊的敬畏之心,加倍努力地学习。
      在台湾8年,孔宪铎又一次抓住了幸运女神伸出的手。借助同学、老师和朋友的帮忙,他考取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先硕士后博士,成为植物生理学和生物化学方面的专家。到1971年,学有所成的孔先生先后应聘到美国的加州大学、马里兰大学,从做研究员直到知名教授。在美国工作生活了20年,也是孔宪铎学术上日趋成熟的颠峰时期。此时,正是中国国门逐步打开之际,孔先生也早与上海的母亲、兄长联络上了,便常常为学术交流而奔走于中、美两地。(图:孔先生一家(前排左一二子孔庆安、左三夫人傅静珍、左四孔宪铎、左五女孔庆龄、左六长子孔庆德)在曲阜孔庙。)
      1991年,孔先生的又一次人生转折来了,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向全球招募优秀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华裔学者中之佼佼者共创一流名牌大学,有人力荐孔先生做理学院院长。
      此时,正是孔宪铎在美国的事业顺利发展时期,但是有件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的国家出力。终于,他决定应聘香港科大,1992年就升任副校长。当孔宪铎抵港任职的那天,被安排住在座落于美丽的维多利亚湾的会展中心楼上的豪华公寓里,他几乎一夜未眠,想想40年前偷渡来港,曾睡过马路、工棚,真是天壤之别,不禁感叹人生如梦,而梦也会成真。
 
矢志创办临沂大学
      作为孔子第72代孙,孔先生直言,起初对这位祖先“圣人”殊无特别感觉,直到他到香港任职后,成为香江“闻人”,每每有记者作访问,必问到作为孔子后裔有何特别的感受,也才使得孔先生这位已半西化的人体味到回到母语文化圈后特有的亲近感
      于是,他真的就从头研究起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尤对孔子的“有教无类”深有感触。联想到自己一生颠沛流离,命运遭际之不可思议,唯其一点“教育能改变命运”却矢志不移。他进而推已及人,想到了自己的老家——临沂,这块饱经战乱、对今日中国又有特殊贡献的革命老区,至今已有近千万的人口,却未有一所大学。孔先生认定,要彻底改变家乡,就必须从办教育入手。2000年9月,他在香港《明报》上发表长文《为什么我要办临沂大学?》,文中说到:“我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大声呼吁,临沂需要一间大学,我从临沂叫到济南,从济南叫到北京,又从北京叫到济南,济南再叫到临沂,困难重重,我深深感到最大的困难不是金钱,而是人心……,”所以他说,“要以父母之心办教育”,为父母的总是将赚到的钱精打细算,先留下用于孩子受教育之需,然后再考虑吃穿所用。孔先生说:“假如我们的父母官以父母之心办教育,教育焉有不兴之理?”(图:孔先生一家在李庄第四中学捐助图书及孔氏基金仪式后与教师们合影。)
      1998年孔先生从副校长的位上退下来之后,被校长聘为特别顾问,此后,他能从繁忙的校务中脱出身来,常常奔走于山东与香港两地。他忙着拜见省长、市长、局长,逢人便讲办临沂大学的重要性、紧迫性。与孔先生接触过的官员均为其拳拳之情打动,表示要有具体的计划逐一落实。孔先生对笔者讲,明年他就退休了,退休后就回老家临沂住两年,“安营扎寨”推动临沂大学启动。笔者问“怎样才算学校办起来呢?”孔先生说:“我不一定非得看到学校开学、招生不可,但我要做到这所大学开始划地、建设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想退也退不回去了,我也就安心了。”说到这里,一直善讲乐言的孔先生脸上带出几分沉郁,镜片后的双目却是熠熠生辉,一腔老骥伏枥之感。
 
真人直话与快人快语
      孔宪铎一生白手起家,秉持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求生存的意志,常常于柳暗之处能见花明。他人生阅历丰富,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加之他善思多想,凡事常常能体察入微、见微知著,所以每每有对人生的感悟和洞见。
      他始终相信勤能补拙,贵在坚持。他说:“别人每天工作10小时,我可以每天工作10小时又10分钟,一天多10分钟,日积月累就可观了。……我深信别人也许会和我一样的额外努力,但不一定能像我一样坚持。我能拥有这两项特点,一定胜过很多人。”所以,直到现今,孔先生已是66岁的人了,仍然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他还勤于笔耕。在孔先生身上真应了那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生练达即文章”的古训,他把对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观察,都形诸笔端,而常常能文短意深,哲思显现。几十年来,他除了有十几种英文学术著作外,近些年来他更以《背水一战》、《真人直话》和《快人快语》3本随笔杂文集而享有“作家”的美誉。他还穿梭于大陆、港、台三地,为青年学子们演讲。他总是现身说法,以自己人生的苦乐给晚辈后进以启迪和感悟。儒家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圣人”后裔,孔先生在以一颗推爱及人之心,实践着祖宗的“仁爱”之道。
      “真人难做做真人,直话难说说直话”。这是孔先生在送给笔者的随笔集《真人直话》扉页上的题辞。笔者把它视作是一位睿智长者对同乡晚辈的勉励之言,但恐怕也是孔先生自己毕生追求的写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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