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德业永存

——追念德墉老会长

孔庆林

2022年12月26日晚快10点时，在曲阜财政局退休的侄儿凡祥打电话来，以一种不同寻常的语气告诉我：德墉会长昨晚8点去世了！我震惊地反问一句：“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凡祥还说，治丧委员会有我的名字——因我不上网，这些消息全然不知。在此前十多天前的一个晚上，我还和会长通话，他依旧笑嘻嘻地给我说：“我也‘中阳’”了——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心态还是那么乐观，情志还是那么豁达，让人痛惜的是，仅仅十日后，他就走了！

——以往每次和会长通话，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聊些诸如家谱续修或儒学促进会方面的事情的，时间长达半小时以上。而最后的这次通话，考虑到他这般高龄不幸“中阳”，为了少消耗他的心力，我提议说，“今天咱不说了。好好养病，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在他爽快的笑声中，中断了最后的这次通话。

——三年疫情期间，联谊会和儒促会的所有工作及相关会议，都暂时搁置了，也中断了和老会长每年见次面的机会。虽然如此，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主动和常住北京的老会长通个电话的，借此可以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因为在我心中，他毕竟是高龄老人了，经不起折腾了，孔家的事情，离不开他，所以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不幸的是，这种担忧还是发生了！

自得知老会长谢世的消息后，我一直沉浸在一种无言的思念存想之中。数天后，我拨通了曲阜令玉副会长的电话。通过他，了解了会长去世前后的一些情况。这次通话，我还给令玉副会长提出一个建议：在会长去世周年之际，应该出本纪念文集，借以寄托孔氏后人对他的情感，得到了他的赞许。

结识德墉会长，是从家谱续修工作开始的，算来已有20多个年头了。

成书于1937年的民国谱，是在历史上最后一个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下编修的，笔者父辈以上的传承谱系在上面都记载的一清二楚，比如记载我的曾祖父孔广栋（字廷云）为“七品执事官”，一辈子以教书为生，祖父、父亲，以及我们村里和附近村里有点私塾底子的老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其后，家谱续修就中断了。出于对家谱文化传承的一种愿望，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比较关注家谱的续修工作，但却不知是由哪位“领衔”此事。后来，通过在曲阜档案局工作的族人，得知香港的“德墉”这个热心家谱续修工作的大名，于是后来便和会长有了结识。记不清是那年的冬天了，他自京来徐，我去观音机场接他。原定晚8时到达，结果飞机晚点至次日凌晨3时才到。老实讲，我都感到疲倦了，而他下飞机时，却是精神抖擞，看不出一点疲倦的样子。有次在公司接待处招待所请他用餐时，在我向陪坐的各位男女同事介绍这位本家的客人时，他称我“大辈”，同事们不解，他向大家做了说明：“按辈次我得叫大辈老爷爷呢”，大家一脸惊愕的神色。席间，老会长起身给向他敬酒的女同事做了个传统女士两手挽住下蹲的动作，表示谢意，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老会长谈笑风生、和蔼可亲的君子形象，给我和我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0年4月，应会长之邀，我参加了在扬州召开的江苏地区家谱续修调查研究工作会议。围绕着如何搞好江苏地区的续修工作，会长在会上做了全面安排。会议期间，我被指定为江苏续修协会副主席，负责徐州地区孔氏后人的家谱普查和登记造册工作。后来，我通过一本很厚的《徐州电话号码薄》，和几十位孔家族人取得了联系，又通过他们，扩展到各县市区。条件成熟后，我主持召开了徐州地区续修工作会议，全市六县（市）五区均派代表参加，家谱续修工作全面展开。一次德墉会长在济南续修办公室的德宏陪同下来徐了解续修工作情况，我陪同他们去了孔子后裔居住集中的沛县等地。在续修工作中，我先后去了邳州、铜山、睢宁、贾汪等市县区实地调研，推动续修工作的开展。铜山县的孔楼村，我去过多次，并结识了祥才等宗亲。经过三年不懈的努力，徐州地区共登记上报10775人。其后，我和凡茂、凡义、凡伦三位宗亲乘车去济南续修办公室交卷。

2000年9月，我参加了在曲阜召开的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委员会常务扩大会议。会议代表除了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外，还有来自韩国孔子大宗会的。远在美国、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的孔氏后人，也与会议取得了联系。这次盛会，有力推动了海内外家谱续修工作的开展。

会议期间在分组讨论时，针对有些族人自认为“孔”姓高人一等的看法，我发言说：“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是孔夫子的后人就趾高气扬，就自认为与众不同，不能有秃子跟着月亮走——沾光的心态；如果说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孔子后人的话，那么我们姓孔的各位，和百家姓中的张王李赵一样，都是炎黄的子孙。所以，唯我独尊的心态，是不好的。德墉会长也曾对孔氏后人有以孔子自耀的言行有过告诫。”

听完我的发言，与我同组参加讨论的一位70多岁的老者说：“明年是联合国确立的不同文明对话年，你可以围绕‘和而不同’这个主题展开写篇文明对话方面的文章，我给你推荐。”听罢此言，我很受鼓舞。问询大名，得知这位老者叫孔凡农，在联合国科技司司长的位置上退休后，现居北京，老家是苏州的。此前在我看过的《改革内参》杂志上，曾见到过署名“孔凡农”的文章，应该就是他吧。后来，我要了他北京家里的电话号码。数月后，待一篇《通过文明对话，铺就和平之路》的文章写好后，我满怀信心地拨通了他家里的电话。家人告诉我，说老先生已经过世了。对此，我除了表示惋惜和哀悼以外，其他的便无话可说了。

在续修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为了澄清一些错误认识，推动江苏地区的续修工作，根据会长谈及的续修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我做了引申发挥，写了篇《关于孔子世家谱的续修意义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文，以孔德懋（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孔凡修（时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孔凡农的名义，发表在南通大学《苏东学刊》2001年第3期上。

进入本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德墉会长还召开过数次规模大小不等的续修工作会议。一次在阙里宾舍开会，认识了和会长谈续修工作的时任陵城公社党委书记的令玉宗亲。后来，又结识了联谊总会的秘书长德平（时任曲阜文物局局长）。记不清是那年了，德平秘书长和我这个副秘书长，陪同老会长参加了在滕州市召开的孔子后裔联谊会的成立大会。期间，还结识了曲阜续修办公室的德铭、曲阜外事办主任祥成等宗亲。

2005年的曲阜孔子文化节，是以省政府的名义举办的，会长和他夫人金月玲女士参加了相关的活动。其中包括会长夫妇作为孔氏后人的代表，率领参加文化节活动的孔氏后人集体向孔子塑像敬献花篮。活动期间，又结识了不少的宗亲。返徐后，我把在曲阜给各位宗亲拍的5卷照片洗了出来，合影又做了加洗，然后一一分装设法寄出。包括会长和时任曲阜市委张术平书记在宾馆坐着交谈的合影——后张书记送我他写的一本书，首页便用了这张照片。还有山东大学出版社社长令栋，武汉庆德之子孔小勇，厦门的德篪，安徽的祥云，江苏昆剧院的爱萍，山大齐鲁医院的宪明大辈，东海舰队原副司令员昭年老辈，平阳的凡培，湖北十偃政协主席庆藻兄长，西安音乐学院的德清、维群父子，台湾的祥琪等；国外的有美国的宪章老辈、令和、柯罗拉多大学教授庆忠老弟，以及澳大利亚的新维等，足足20多个信封，分别寄出。因会长主持的家谱续修而结识的那么多宗亲，真乃人生一大幸事。

新版《孔子世家家谱》续修完成，是老会长为全球孔子后裔所做的一件彪炳日月的大好事。由会长主持的这次在新时代的续修工作，是孔氏家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纂修工程，历时13年方才完成。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新版的《孔子世家谱》了。为了完成这件功德无量的文化传承工作，不辜负其堂兄德成先生的重托，他倾尽了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也投入了巨大的财力——据说高达千万以上，甚至更多。与历史上不同的是，这次续修，第一次收录了女性后裔，这也可视为是彰显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一次重要举措。如果再考虑到有的少数民族和海外的孔氏后人也是首次入谱，三者累加，可谓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续修工作完成后，会长兴奋地告诉我，这部新版《孔子世家谱》，除了国内有关方面收藏以外，在美国国家图书馆也收藏一部。这部包括海内外200多万孔子后人登记入册的《孔子世家谱》，成了联系全球孔氏后人的纽带和增进全球孔氏后人情感的桥梁。翻阅《孔子世家谱》，也从中可以了解不同时期的历史轨迹及社会风貌。《孔子世家谱》的续谱，坚持“祥世系、联疏亲、严冒紊、厚伦谊、序昭穆、备遗忘”的宗旨，历时2500多年之久，故以其延时之长、族系之明、纂辑之广、检查之实、体例之备、保存之全，成为中外存世谱牒之冠。进入21世纪，家谱的续修没有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断代，德墉会长功不可没，永载史册！

为了把《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搞好，老会长的足迹，遍及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期间仅我陪同，就与会长去过浙江衢州的南宗孔府和安徽淮北两地。衢州是南宗孔府所在地。会长去衢州是从徐州出发的，由济南续修办公室的德宏和我陪同。这次衢州之行，会长主动提出前往衢州拜会主持南宗家庙工作的祥楷宗亲，就是旨在团结南北两宗的孔氏后人，共襄《孔子世家谱》续修盛事。

在衢州待了3天，祥楷宗亲日日在南宗孔府设家宴招待我们。席间，他先向会长敬酒，两人谈笑风生，围绕家谱续修和儒家文化的传承及弘扬，有说不完的话题。席间祥楷在向我敬酒时，他有言在先：“今天我们不分辈次男女，统称‘大人’”，然后做了示范。接着他举起酒杯面向我说：“孔大人请”，我则一手举杯、一手护杯回敬如是：“谢孔大人”，随即双方举杯仰天一饮而尽。为了验证是否饮尽，双方都需把酒杯口朝下让众人验证，如果有1滴滴下，便罚酒3杯，以此类推。如果不胜酒量，可事前声明，少倒些，并不强人所难，但既然倒了，就要全部喝尽，不留一滴，以示真诚。主人在向陪客的外姓女士敬酒时，规则亦然。南宗孔府酒场上的这些“家规”，体现的正是孔子要求的“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的氛围且又能做到“不为酒困”，彰显的即是执事以敬、待人以诚的理念。自那以后，由衢州孔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庄月江先生主办的《衢商》杂志，每期都给我邮寄，我也在上面也发了些文章。如今，祥楷宗亲也于去年驾鹤西去了。

从衢州回来后不久，我还陪同会长由徐州出发去安徽淮北指导安徽的续修工作。天象集团公司董事长令发宗亲盛情接待了我们。有一年，在合肥由祥云副会长主持召开了安徽省家谱续修及安徽孔子后裔联谊会的会议，德墉会长作为主要嘉宾参会，在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那次会议，我亦应邀参加。

2005年，受德墉会长指派，我参加了由济宁市政府主持召开的“第二届孔孟颜曾圣裔恳亲联谊大会”，会上，我被选为理事。期间，还与徐州孟子后裔联谊会会长孟庆荣参加了在曲阜由市政府召开的“孔孟颜曾四姓联谊会议”，德墉会长作为主要嘉宾参会。徐州孟子后裔联谊会在原徐州地区会堂成立时，我受参会的孔氏宗亲的委托，在会上对孟氏宗亲联谊会徐州分会的成立，表示了祝贺。我在贺词中说，日用而不觉的“孔孟之道”，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希望徐州孔孟两家联谊会要携手共同为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我们孔孟后人的努力。

2005年9月，在孔子诞辰2556年之际，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在曲阜成立。德墉会长要我提前到曲阜，负责起草联谊会《章程》和在会议期间发布的《曲阜宣言》。草稿拟好后，在会长主持的小范围会议经过集体会审而通过。《宣言》写道：“中华民族则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尊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义、保气节、宽厚中正的道德品质和艰苦自立、积极入世的精神风貌。……海内外所有孔氏后人的责任是，要进一步加强联谊，增进亲情乡情，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人类和平而团结奋斗。”这些话所表达的愿望，也为后来成立的“儒促会”的所设定的任务，做了一种铺垫。

在《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基本完成以后，一次和会长的通话，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说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的工作以往主要是聚焦于家谱续修工作上的话，那么今后应该转向到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上，并请他考虑是否成立一个儒学研究和弘扬方面的组织。对我的建议，他表示完全赞同。事实上，他早有这方面的考虑了，一次通话中，他曾提出在香港注册的设想。后来他告诉我，准备成立隶属于中华孔子学会的“儒促会”。得知这一消息，我也是很兴奋的。因为此前，我们几位徐州孔子学会的正副会长和秘书长，也被发展为中华孔子学会和香港孔教学院的会员了，“两好合一”了。

2016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会筹备工作会议。在德立秘书长的全力协助下，会长设想的“儒促会”在中华孔子学会成功注册。同年6月，在曲阜召开了成立大会，并举行了“中华诗礼家风学术研讨会”。其后，又召开了几次常务理事会议。2017年12月，儒促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曲阜益宝集团董事长庆保宗亲的集团院内举行，会长对儒促会的工作，再次做了全面部署。

为了把儒促会的工作开展好，我数次向会长提出办个《孔子文化》杂志的建议，内容包括家谱补修、联谊及孔子思想的传播三方面，并做了相应的设计工作，呈交会长审阅。还建议杂志可以考虑与孔子研究院的院刊《孔子文化》合办，借以扩大影响。为此，受会长的委托，我去孔子研究院找到杨朝明院长做了商议，杨院长非常赞同两家合办。后来，由于族人在专题讨论办杂志名称的问题时，多数人选择了《孔子世家》作为杂志刊名，先后只出刊了两期。我总感到取《世家》之名面太窄，还是不如取《文化》的面宽为好。作为向新一届儒促会班子的一个建议，我以为还是有个刊物为好。目前，孔子研究院的《孔子文化》院刊也未有正式刊号，如果要办的话，还可以考虑合办，两家再共同争取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正式刊号。

2019年，参加了在北京交大召开的儒家思想与当代教育学术研讨会，老会长在在开幕式上致辞。记不清是那年了，受会长委托，我还参加了在曲阜孔子研究院由院长杨朝明主持的“孔子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对话会议，聆听了数位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

我不得不说的是，每次去北京开会，待会议结束到服务台缴纳住宿费时，服务员都会告诉我“你不用交了”——找到德立秘书长问由，说这是会长的安排。不仅如此，服务员还要我把来回的车票，交予会务组，说给我报销。对老会长的“格外”照顾，我既感到温暖，又感到不安。有一年在曲阜开会，我身体不适吐血，脸色蜡黄，会长特意让从河北来参会的繁义主任医师陪我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是胃出血。自那以后，每次和会长通话，几乎他都会问及我的身体情况，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身体。”有时当他称我“宗长”时，这是我断然不能接受和认同的。每每想到和老会长接触的这诸多往事时，心中那种特有的温情挥之不去。对先祖孔夫子的共同敬仰，对德墉会长礼贤下士的人品及其思想上的敬重，让我拉近了和老会长的距离。

记得是2013年吧，接到德墉会长派人发来的通知，邀我与侄儿凡祥一并去台湾，参加“孔德成先生逝世5周年纪念暨儒学的理论与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原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在发言中讲了一段令人振奋的话：“儒学终于开始为世界所尊重，甚至被认为是今日救世之明灯，这是孔夫子当年所想象不到的，但是一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似乎已经预示了在他身后总有那么一天，他的主张，他的思想，他的伟大人格，会为天下所知。生于今日之‘君子儒’能不奋起乎？”德立秘书长在会上也有个发言——那时，我们彼此还不认识。会前，我也准备了一篇论文，是用繁体字打印的，因为不了解申报渠道，故没交出。数千字的文稿，也找寻不见了。会议期间，凡祥将其自写的“沂水共饮”书法作品赠予垂长宗亲，表达了两岸一家亲的意愿，并与德墉夫妇、垂长夫妇合影留念。期间，我们参观了台南孔庙。在那里，我见到一位女教师带着十几名幼儿，在给孩子们讲孔子幼年的故事。台湾的孔庙有22座，此外，还有26座私人建造的奉祀孔子的建筑，分布在台湾全境。

我57岁那年，曾向原中石化管道公司党委田书记提出一个一举两得的申请，即要求辞掉《石化管道报》社长职务，一来给新人腾出位置，二来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从吾所好”的儒学上，但没批准。直到60岁退休以后，才有了可以由己支配的时间。退休后，我在公司院内租用了一间房子，作为我的“办公室”而全力地进入了我的爱好。

徐州市的家谱续修工作结束后，我鼓动原在市文联任职的挚友安启杰，几次商议，决定成立徐州市孔子学会，并请已退休的原市委书记王希龙任会长。我还找到管道公司经理钱建华，请他签字给学会赞助了6000元。作为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任副会长期间，受学会安排，我曾到工厂、学校宣讲儒学，也在本公司机关讲过课。数年前，《徐州日报》记者约我谈谈传统文化方面的话题，几经思考，便以《中华文化第一课，从<论语>开始》接受了采访，后用半个版面见报。前些年，我还参加了包括贵州孔学堂、《光明日报》社等单位组织的有关儒学专题方面的征文活动，也有几次获奖。后来，我还出了本内容繁杂的《文集》，并请老会长作序。如今，不知不觉我已进入79岁的黄昏之年了。受孔夫子“废寝忘食，不知老之将至”和老会长生前自称“90后”心态的影响，我会在确保身体适应的情况下，在新一届儒促会领导的安排下，为儒促会的工作，尽力做些我应该做的工作的——这是我常以此自励的心愿。

老会长原在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他去世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为会长发布的《讣告》中称：“孔德墉先生德高望重，在音乐界、文化界影响深远，是音乐研究所学者的杰出代表。”看了这个评价，不仅使我想到被毛泽东称为“音乐家”的孔夫子。孔子一生酷爱音乐，305篇的《诗经》，他都能用琴瑟弹唱。此外，他还是一位作曲家。由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宁创作的大型交响音乐《人文颂》，2014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演出，联合国副秘书长南威哲观后说：“仁义礼智信，既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序曲开始的五度跳进就是从孔子所作的古琴曲《幽兰》的主题中提炼而来。孔夫子音乐方面的文化基因，也传给了他的第77代孙的德墉会长身上。记得有一次，会长给我谈及解放初期，他和同事去无锡抢救录制《二泉映月》的过程。当时我就和他有约：把他参与抢救《二泉映月》的事写成一篇文章。可惜，终究未能如愿。尽管如此，我们也可想到，若没有他及他的同事们对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也许今天我们就听不到阿炳那凄婉悲壮的心声了。

上世纪80年代，德墉会长去香港经商，逐成为有影响的一代新儒商。那时，我曾在1988年第8期的《海外风云》杂志上，看到一篇《孔子后裔卖飞机》的通讯，通讯的主人就是“孔德墉”，那时虽然不认识他，但却记住了这个族人的名字。通讯的内容，是介绍老会长以诚经商、义中取利的相关事迹——如当问及他如何白手起家时，他说：“信用”两字是先决条件，“只要有信用，没钱依然可以做生意，而如果没信用，有钱也做不来生意。”通讯并附有他的照片，看上去非常精神。那时，他大约60来岁。

后来因家谱续修事认识了德墉会长以后，一次他给我说，早些年曾通过与时任贵州省委栗战书书记的关系在贵州投资五星级酒店建设的事。在徐州我有位老战友，叫张玉甫，原是坦克二师工兵营王杰所在的一连任指导员（我在三连任副指导员），转业后，下海经商，经营房地产、餐饮业。我把老张的情况给会长介绍以后，他萌发了与其合作在徐州投资的想法。具体项目，就是在徐州这个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之地建一个星级酒店。对此，我和老张还做了些相应的准备工作。后因老会长的精力，都用在了家谱的续修工作上，此事也就无暇顾及了。德墉老会长弃官经商，这正是对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观念的一种反叛，他是当代的一位新儒商，当该要很好地总结他以德经商、以财博德的感人事迹的。在徐州召开的一次族人年会上我说，如果没有老会长在财力上的支持，要完成花费巨大的家谱续修工作，是绝无可能的。

2014年吧，在中国孔子基金会、光明日报、孔子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纪念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一周年暨‘四个讲清楚’征文”活动中，我写了篇《从孔子思想中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征文，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也传了上去，结果被评为三等奖，还发了4000元奖金。不知老会长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在一次会议上，他还谈及此事。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缘于为孔子鸣不平的一种想法——因为我看到报纸上有学者在文章中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四条是“借鉴了西方文化”而提出的，我以为这是有悖事实的，因为在先秦时期的孔子思想里，这4条都有淋漓尽致地彰显，只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阻碍了孔子这些思想的发挥而已。说中国没有这些观念是借鉴西方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如果我们回到春秋末期布衣孔子的思想里去体悟，就会发现，两千多年来，我们对孔子和他的思想，产生了太多的误读和曲解。记得有次我和老会长谈到“历史上有5个孔子”的话题，他表示赞同。这5个孔子是：一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一个真实的布衣孔子，二是被后儒发展丰满起来的一个孔子，三是被后儒误读曲解了的一个孔子，四是尊孔时被捧为“神”的一个孔子，五是反孔时被贬为“鬼”的一个孔子。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还一一找出了不少例子加以佐证。比如《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历史上都被视为是孔子瞧不起妇女的铁证，两千多年来，女人抬不起头来，也就成了孔子的一大罪过，包括受人尊重的陈少敏少将也这样看。1950年她陪同刘少奇来曲阜，接待方安排她到孔庙瞻仰孔子，她拒绝说：“我不去见孔子，因为他轻视妇女”。我通过查阅各种资料证明，这句话是针对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而言的，而非广义上的妇女——类似这种被误读曲解了的情况很多。今天，我们要抛弃后三个孔子，把前两个孔子更好地发展和丰满起来，方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在回答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实现孔子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让他的思想，更好地惠泽中华民族与人类——而这，正是老会长所期望于此的。

2014年9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孔子诞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像这样的重大新闻，我是必看的。在电视上，见到会长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的顾问，记者给老会长一个特写镜头，看后也感到甚是欣慰。

让人感到可惜的是，老会长未能听到在他离世数月后的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在讲到“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时——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认为这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两个“结合”的深入发展，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伴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日益深入，孔子必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这，也正是老会长当初成立儒促会的初衷所在。

早些年，在有关部门组织的孔子与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思想的对话会上，会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儒家学说的全球传播深刻影响了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也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在接下来的学术研讨环节深入沟通探讨，为中俄文化交流、中西文明互鉴贡献更大力量。”在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指引下，通过深入践行老会长提出的“中西文明互鉴”的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那么，马克思和孔子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必将会成为现实，继而让每一个来到过这个星球上的人，都能自由、幸福、尊严地度过他和她的一生！

——说不尽的老会长，虽已驾鹤西去，但音容犹在，德业永存！如今，我们孔氏后人，理应承继老会长的遗愿，把家谱续修的完善和弘扬儒学两项工作，继续推向前进，并以此告慰老会长的英灵！

孔庆林

2023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