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习儒风孔子潮——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伟愿景纪实

发布时间: 2019-08-02 19:42:40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王筱喻    浏览次数:

习习儒风孔子潮

——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伟愿景纪实

王筱喻

 

引言

        楚国宋玉在《风赋》中与楚襄王谈论风时说:“大王之风,庶人安得而共之!”说大王之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喻指大影响、大思潮从微细不易察觉之处源发。

        习近平五年前一次短暂的曲阜之行,阵阵习风儒语,然而却也重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雄风……

 

第一章

 

风起于青萍之末,总书记视察曲阜

叩响了复兴孔子文化的发令枪

 

习风儒语之一

        “我到这里来,到曲阜、到孔子研究院,就是体现中央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历史上尊孔、反孔、贬孔的很多,争辩很多,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对孔子精华思想形成了一致的共识。对人类进步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孔子影响很大。”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视察曲阜座谈会上开宗明义,一语道地。

        习近平“曲阜之行”与邓小平“南巡讲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次“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邓小平的南巡解决了经济领域的“姓社”“姓资”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兼容;习近平的“曲阜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姓孔”和“姓马”的对立问题,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不是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互补的,能够兼容的。因此,习近平的“曲阜之行”可以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相提并论。

        ——2014年1月24日,素有中国传统文化领军人物之称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山东大学举行的“山东人文社科研究协作体年会研讨会上,立马对习近平总书记“曲阜之行”的意义进行了慷慨激昂地解读。

 

        历史镜头之一:孔丘惨叹不复梦见周公

        公元前472年,周敬王28年,鲁哀公3年。

        郑国国都东门外一角荒凉贫瘠的山坡间,天色惨淡,山河无颜,落英纷飞,秋风瑟瑟。太阳也像患了瘟疫一样变得更加昏暗。

        自谓“六十而耳顺”的孔丘不经意与众弟子走散,“累累若丧家之犬”,孤独地在等待弟子们来找。老夫子趔趄着依地而就,下意识正面朝向西方痴痴地凝望着,从那混沌而又深邃的双眼里,似乎望到了西方千里之外的岐山和洛邑......

        恍兮惚兮,老人似乎在回想自己一生的命运坎坷,幼年亡父、少年丧母,晚年失妻丧子,生活清贫,颠沛流离。既受过座上宾的礼遇,也有过丧家犬的狼狈,吃闭门羹、受冤枉气、遭误抓错打,被撵得到处跑,被骂得满心伤;君王的将信将疑、半用半弃、若即若离、处处碰壁让孔子尴尬,同僚的排挤、陷害、嫉妒、诽谤让孔子愤懑。然而,更让他忧患的是眼下这种皆失其本的社会现实,“八佾舞于庭”,礼崩乐坏,以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史记.太史公自序》)。故一再感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连做梦都想恢复周礼,施行仁政哉。

        回过眼神,忽而又感叹嘲笑自己现实宭状“不知老之将至尔。”

        忽然,他悲悲切切、踉踉跄跄、顿足捶胸地发出:“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几千年来,历代圣哲先贤无不都在尊崇和呼唤这位儒家元圣。

 

        公元2013年11月26日上午。

        昨夜一场入冬清雨,把圣域曲阜洗刷的洁亮无比,一派日丽风和、气爽天高的郎朗万象。

        坐落在市中心的孔子研究院,焕发出格外耀眼的光彩,似乎在迎接着一次历史性的检验。

        院落东南角那一排硕大的银杏树上一枚枚、一枝枝、一片片金黄碧叶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偶见几束晶莹透亮的澄叶悠悠忽忽、忽忽悠悠地几乎垂直飘落在河边的绿荫草地上。

        孔子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内唯一一家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学的专门机构,集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文献收藏、博物展览和人才培训于一体,国家投入,精心设计,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建院以来围绕“建设世界儒学研究中心,组织引领国际儒学研究”的目标,承担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为开展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搭建平台,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孔子研究院坐落在曲阜市中心孔庙向南的延长线上,南临小沂河公园,与东侧的论语碑苑结合在一起,构成与孔庙南北对应的城市格局。当年该项目规划设计由中国双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亲自担纲。总体设计将儒学“仁”、“和”的观念融入其中,借鉴“洛书”、“河图”和“九宫”格式及风水学说理论,匠心独具合理布局,其建筑充分表达了孔子的文化思想内涵,体现了民族性、时代性和纪念性。

        10时50分,刚刚主持完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习近平总书记轻车简从,风尘仆仆走下车来,他依然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卡壳上衣,上下透着一身儒家风貌,神采奕奕微笑着迈进这个既有现代气息又具古香古色的院落。

 

        1.“我此行就是要向社会传递一种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

 

        跨过洙泗桥,站在辟雍广场上,总书记详细了解孔子研究院的筹建、发展以及现状,了解孔子研究院建筑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内涵。总书记边听边看,一路谈论,走向展览大厅。

        在仿西汉礼制建筑,以“高台明堂”为原型的主楼二楼展厅,习近平首先走向了正面的“山高水长”木雕壁画和“四子侍坐”青铜雕塑,在听过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的简短介绍后,直接走向右侧的孔子研究院科研成果展台,来到孔子研究院成果陈列室。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由杨朝明主编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子研究院召开座谈会

        《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随即拿起来翻阅,对陪同视察的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和党委书记庄金兰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总书记日理万机,竟能拿回去仔细看看,仔细研究,这在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引领,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随后,在研究院会议室里,习近平认真听取了杨朝明和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等四位专家学者和当地社区组织的代表发言汇报后,习近平做了简要却又是震耳发聩的关键性讲话:

        “我21年前来过曲阜,那是1992年我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住在阙里宾舍。这次到曲阜来,看了孔府,再到孔子研究院,专门安排这个小型的短时间的座谈会。围绕孔子研究,四位的发言,从不同的角度谈了对弘扬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几句开场白,只见总书记娓娓道来,一下拉进了距离。

        “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很多观点方法,对人类文明思想宝库有很大的贡献,提出了很多基本观念,有些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思想家一致的,不约而同的,有些是独自的贡献。如‘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集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孔子思想既有唯心的、保守的一面,又有进步的合理的精华。如‘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吾日三省吾身’、‘礼之用,和为贵’、‘为政以德’、‘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德不孤必有邻’、‘温故而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信,行必果’等。”说起孔子的名言警句,总书记如数家珍,脱稿随口而来,令在场的儒学专家们都惊叹不已。

        最让大家惊异的是总书记把孔子思想一下提高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高度的视角上来对待,大家犹如茅塞顿开,恍然醒悟。

        会议室外,孔子研究院偌大院子的东南角,一条清澈的河水从相邻的小沂河公园潺潺流淌而来,掩映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翠竹之中。这就是《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沂河。今天的洙泗之滨,这条古河一下把当年年少的孔子和当今大国领袖串联在了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拿起杨朝明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释》说,这两本书,我要拿回去好好看看

        会议室里连同总书记不到十个人,总书记是在和这些工作在儒学一线专家学者们继续推心置腹的交心谈心。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要坚持古为今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弘扬传统文化最精华的东西。”看到习总书记和中央的决心如此之大,动真格的了,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无比欣慰,如释重负。

        窗外风和日丽,室内气氛融融。

        会间,习近平继续与大家拉呱式的亲切交谈。

        原定55分钟左右的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活动,延时到了近80分钟。

        “世界儒学传播,中国要保持充分话语权。孔子研究院承担国际学术交流的职责,要引导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的中国、当代的中国。结合对孔子儒学的传播,要搞好四个讲清楚:一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二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三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四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像孔夫子一样,因材施教要讲好中国的故事。”总书记对孔子研究院提出了具体而又明确的要求,总书记越讲,杨朝明他们越是有一种坐不住的感觉。

        末了,总书记又刻意重复了一遍:“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总书记讲话时眼睛里饱含殷殷之情,拳拳之心显而可见!必将载入中国文化史册的总书记曲阜之行,提出了任重而道远的伟大历史任务,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总书记走了。

        总书记微笑着儒雅地走了。

        可总书记的话语还一直在大家耳畔鸣响。

        细心的杨朝明发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总书记总是在各种场合不同形式的强调这一重要信息和中央决策。

        —— 一个月之后的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大会上,他又慷慨激昂地讲到: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

        领袖和人民同命运,波折和困难相陪伴,这就是习近平铿锵有力的历史观。

        ——2014年3月28日,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丰特努瓦广场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它的“Y”字型的“三翼”楼建于一九五八年。这座办公楼就像个世界博物馆,反映了世界艺术创作的多样性。习近平来到这里发表演讲:

        “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站在这个国际大舞台上,面对形形色色的世界文明,习近平对自己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多么样的自信和包容。

        ——2014年5月4日,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考察。来到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同87岁的著名哲学家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

        大千世界整整运转了两个甲子年。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当年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孔老夫子在这儿才真的“累累若丧家之犬”。

        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方位点与北京大学师生进行座谈,他一口气集中引用了10余句源自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的话。比如:“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言必行,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等等。

        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番话明晰地表明他对重拾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决心。

        “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在第30个教师节之际来到北师大看望一线教师,他向全国的教师表达了自己的一点担忧。

        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当前国人盲从西方、邯郸学步,西方的“去中国化”战略得逞之后,我们不仅丢掉了精神家园,也没学好西方,中国文化沦为“四不像”。

        ——2014年9月24日,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2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正在这里举行的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破例前来上台演讲。

        “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作重要讲话

        “回到孔子!

         回归儒学!

        复兴传统文化!”

        这是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总书记接连对孔子多次亲近,对回归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发出的数次呐喊!

        习近平的这记重锤,代表着一个古老文明深刻的自我认知,代表着一个大国民众的智慧共识,也代表一个执政大党思想理论上的深刻反省。

        此时此刻,杨朝明就坐在人民大会堂现场,他含住激动的泪花又一次聆听了总书记这醍醐灌顶的教诲,又一次被狠狠地敲打了自己的心灵。

        他感到他是最幸运的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能两次完整地亲耳聆听总书记谆谆教诲。总书记的音容笑貌始终在他脑海里电影般重复回放。

        这天夜里,他在下榻的北京宾馆里,望着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广场和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久久不能入睡……

 

        2、杨朝明的“登峰”与“落地”

 

        十年中动乱中的水泊梁山,这里依然民风淳朴。“喝了梁山水,不会打拳也会踢踢腿”,义气乃梁山人家家户户的金字牌,武术是梁山人祖祖辈辈的传家宝。早已不见水泊的梁山旱坡上,却依稀残留着忠义堂、号令台、石碣文台的断壁残垣,粗犷、豪放而又古朴、浑厚。

        杨朝明1962年出生在梁山脚下一个农民家庭,从小他也和当地的孩子一样,练习武术是一门必修课,整天拳不离手,棍不离肘。小时候就是在山上长大的,拾柴、采药、练武术、捉迷藏,几乎所有的童年回忆都在山上。从山顶上往后看,他家的房子就隐约在树丛中。

        自上大学开始,或许受乡贤父亲的熏陶,或许受水泊梁山好汉侠肝义胆的深层影响,他突然弃武从文,阴阳差错考上了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尔后留校任教,从硕士生导师到博士生导师,在历史文献学、重点是儒学文献与儒家学术史研究方面一发不可收,一直到担任学校孔孟文化学院院长、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这个独一无二的学术权威的位置上。

        猛眼一看,杨朝明一袭平头,浑身上下充满一种向上的力量,如果不是那副高度的老花眼镜,不认识他的倒也像是一介武功高强的武将。几十年的拼搏,他一直成长在曲阜这一片热土上,吸吮着孔老夫子的乳汁,坎坎坷坷,一步一趔趄地走了过来,可谓是在圣域上土生土长、滚爬出来的土专家。

        在他五十岁知天命之年,尽管头发花白,但他身上套满了光环,什么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高校专业学科带头人等等应有尽有。他和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身体又不是很好的老伴商量,看看自己身体严重透支每况愈下的样子,该功成名就,歇一歇喘口气颐养天年了。

        总书记突然到来,总书记一系列的掷地有声的教诲,一时让他不知所措……

        一天,他独自一人信步走进孔庙,进入大成门,置身于两庑长廊之中,陈列两边历代帝王都有封的配享先贤如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诸葛亮、寇准、岳飞等等,一直到民国年间梁启超先生共156位先贤的塑像、牌位,似乎一改过去的肃然沉寂,一下子争先恐后的都要与杨朝明叙说一番,个个还都有说不完的话一样,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娓娓道来,有的声情并茂……

        后来,杨朝明如梦如幻地走出了庙门。

        高高的万仞墙下,杨朝明恍惚中,又梦幻一般看见古往今来朝圣的人群一波接一波,芸芸众生络绎不绝。不同的时代都怀着对孔子不同的情感,万仞墙的心理高度也总在高低浮动着。

        他是学古典文献学的,回想儒学发展史,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再到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这一百多年来,孔子文化影响力的升降浮沉与中国国力的变化密切联结。特别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不少人迁怒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强化、放大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于是,在差不多整整20世纪这百年之中,中国甚至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的自我摒弃的怪圈,似乎中华民族要摆脱苦难,就必须摒弃中华文化传统。后来“疑古”运动兴起,学者们由疑古史到疑古书,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经过疑古学者的层层剥离,本来实实在在的“孔夫子”,竟然变成了一位“空夫子”乃至“恐夫子”!曾几何时,多少有识之士、志士仁人集体陷入了一种灾害性的迷蒙之季。

        今天,总书记拨开云雾见太阳,以非凡的胆识气魄向全国发出如此强烈的信号,真是千载难逢。

        这机遇,让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翘首盼来了,

        这机遇,让他杨朝明完完整整地经历了,

        这机遇,让他的研究成果也一夜成名了,

        ……

        这几天,总书记亲切的话语一直在他耳畔袅绕,尤其是他关心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并强调我们应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居于主动,在世界儒学传播和研究中保持充分话语权方面的谆谆嘱托,希望结合对孔子儒学的研究与传播,讲好中国的故事,可谓意味深长,令人不停地回味,细细地思索,越思索越觉的自己肩上的沉重的历史使命感越强。

        一束不偏不倚的朝阳,刚好喷射在原本高大雄伟的万仞宫墙上,顺着河道弯曲有度的墙体上那斑驳的灰白砌砖,仿佛在无限向上延伸,越发透出一种“无得而逾焉”的境界。

        2017年10月,上任不久的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来孔子研究院调研并督导落实总书记曲阜座谈讲话精神时,杨朝明早就成竹在胸地合盘端出了自己的打算:一是“登峰”,二是“落地”。所谓“登峰”,就是要探讨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了解传统文化形成的深度、高度,了解传统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所谓“落地”,则是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推广。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梁山好汉忠义二字的天然基因又一次在他的血液里突突涌动。

        如何“登峰”?他誓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动力和梯子,努力攀登儒学世界的十八盘,抵达南天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杨朝明以仁为原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横轴;以修身为中心,以格物、致知、诚意、修身、齐家、平天下为纵轴;以内圣外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抛物线,带领全院卓有成效地实施了四大工程。

 

        蜚声遐迩的说清楚工程。杨朝明长期致力于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弘扬,在“登峰”与“落地”各向度、层面不断探索,著作等身,好评如潮。去年时逢年末岁初,关于杨朝明系列新著的好消息、新反响又不断传来。

        ——新著《儒学精神与中国梦》中文版入选中宣部2017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中国梦”与儒家文化关系至为密切,本书通过对二者关系的解读,能够帮助中外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儒家文化的精髓,了解“中国梦”的内涵。

        本书将儒家精神和中国梦的论述相结合,深刻阐释“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体现了两者的精神源流,是一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作。本书的出版,很好地凸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出版价值。

        —— 主编《图说中国儒学史》作为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正式出版。

        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清新自然、生动流畅的笔墨,对自先秦至现代两千多年儒学史的整体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深入、全面的叙述、刻画和阐释。本书涉及儒学史上各个时期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和著述贡献,对各个时期儒学发展的过程、特点理解准确、把握精当,在取材、论证与叙述上都有重要突破。本书充分利用近年来新出土发现的文献资料,对儒学史上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是一部雅俗共赏,既有理论见解又可让读者乐于接受的通俗类儒学史佳作。

        在全国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杨朝明系列优秀著作的出版,既是代表了一支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劲旅,同时也生动诠释了当代民进人秉承先辈优良传统、热诚投身祖国文明、文化建设的家国情怀。

        ——新著《<中庸>通解》入选2018年文艺联合书单。

        杨朝明、杨传召联合著,本书是对《中庸》的通俗性解读作品。全书分为“中庸之为德”“哀公问政”“至诚与至圣”等五章,分别从为人之德、为政之道、治世之法等方面对《中庸》中蕴含的儒学思想进行了深刻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文化,为现代国家与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轰动海外的话语权工程。连续举办了三次世界儒学大会,吸引3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来参与儒学学术交流。世界儒学大会是由孔子研究院具体承办,国家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世界性儒学盛会,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一个国际化的儒学研究与交流的高端平台,推动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探讨儒学的价值与意义,鼓励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儒学研究,加强海内外专家学者、儒学研究机构(团体)的密切往来,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人类社会和平、和谐、发展。

        世界儒学大会融国际性的文化论坛、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和权威性的政府行为于一体,倾力创建儒学研究、交流、合作的国际化平台,这是世界范围内儒学研究领域中一大盛事。杨朝明他们通过建立科学的各方认可的机制,推选出面向海内外的“孔子文化奖”,由国家文化部和山东省政府在每年举行孔子文化节期间隆重表彰。

        总书记所挂念的儒学话语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加强。

 

        功垂百代的教材工程。杨朝明与其弟子宋立林主编的《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是一套以阐释中华传统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通俗理论读物。丛书分为《孝德诠解》《悌德诠解》《忠德诠解》《信德诠解》《礼德诠解》《义德诠解》《廉德诠解》《耻德诠解》八册,系统阐释了八个德目的起源、涵义和本质,论述了该德目与个人修养、社会和谐和国家治理的关系。该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配有大量的历史故事和现实事例,使读者在比较轻松的阅读体验中,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增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该教材分党员干部卷,校园读本(小学篇、初中篇、高中篇)。

        2017年9月刚开学,山东省内的中小学全面启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山东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在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三个学段全面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省份。

 

        乐此不疲的演讲工程。请进来,每年在本院举办各类论坛、进修班、培训班达几十种之多。走出去,杨朝明和他的同事每年被省内外、海内外邀请演讲的络绎不绝,应接不暇。杨朝明除了研究和工作以外,他几乎都在演讲的舞台或者走在演讲的路上。每当他演讲完,看到会场那些都有感悟的听众,他都有一种特别的愉悦感和自豪感。演讲虽然疲于奔命,他却总是乐此不疲。

        杨朝明平时喜欢打乒乓球,但自实施这些工程以来,用他话说“还没摸过拍子呢。”但杨朝明乐在其中,只要有时间就走出去,到社会中去宣传弘孔子文化。在日前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杨朝明被选为国际儒联副理事长。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自打总书记视察后,杨朝明所在的孔子研究院也发生了巨变,各种资源不断涌来,承担了许多重要学术项目。还承接了中纪委方正出版社委托的《八德诠解》课题。今年孔子诞辰之际,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在这里正式揭牌。呼之欲出的世界儒学研究中心正在紧锣密鼓地规划之中,杨朝明在全国政协会上关于在曲阜创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孔子大学的提案,也已经被有关方面引起重视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一切都在布局之中。

 

        3、为孔子正本清源、喊冤叫屈

 

        历史不经意与孔子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对孔子的责难,乃是源于一种历史性的误会。人们理性地辨析,就会发现被后人尊崇的同时,孔子的形象也被历朝历代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改造,孔子身上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今天孔庙里那位一身帝王打扮的“文宣王”,那个被后世描绘为满口“纲常礼教”的封建“卫道士”,那个被谩骂为“拉历史倒车”的“克己复礼”的“复辟狂”,显然都不是真实的孔子。

        或许在杨朝明的基因骨子里存储着故乡梁山的那种“替天行道”的武侠精神,在多年涵咏孔子、儒学的过程中,杨朝明立足元典而紧跟学术前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色,那就是刚正不阿,仗义执言,“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甚至他已经听不得一点有关孔老夫子反面的东西,如果有人敢骂孔子,比骂他祖宗八辈还厉害。

        就拿让习近平主席拿回去仔细看看的那本《孔子家语通解》来说,这是一部重要而颇具神秘色彩的儒家典籍。该书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大量言行、事迹,多可与《左传》、二戴《礼记》、《论语》、《荀子》、《说苑》、《史记》等记载相应,且往往能补诸文献之阙。但由汉以来,《论语》、《礼记》、《左传》、《史记》等地位逐渐突出,此书则以传流线索不太明晰而屡招疑辨,甚而多年来被指为典型伪书。由此,《孔子家语》也可谓“千年未有专家”。

        杨朝明不信邪,不回避,敢于迎难而上,先有多篇论文讨论《孔子家语》真伪问题。随着地下文献的新发现与一等前沿学者的新研究,《孔子家语》伪书说已为学界扬弃,千年成见在“竹的事实”面前“轰然打破了”。

        正是基于上述扎实的研究,他和他的同仁、学生们清晰认识到前人对《孔子家语》的误解,将这些覆于《孔子家语》之上的历史灰尘轻轻拂去,从而在整个儒学界展现出其独到的色彩与价值。

        人们在赞叹杨朝明的同时,更是由衷钦佩习近平主席的慧眼金睛。

        总书记在谈话中教导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但首要的是要鉴别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过去在做左的思潮影响下,往往感情用事,人云亦云,许多人连《论语》都没读过,就给孔子扣上一大堆铁帽子。

        对此,杨朝明可以说是在大声疾呼,大打出手,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演讲和学术研究之全过程,呼吁人们抛弃偏见,理性科学地认知和践行孔子文化思想。

        2014年4月的济南举行齐鲁大讲堂上,面对黑压压的上千名听众,杨朝明犹如站在“聚义堂”上的宋江,

        威风凛凛,把“替天行道”的气势发挥的淋漓尽致。

 

        ——关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针对有关牵强附会,杨朝明单刀直入,击中要害。孔子的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容易让人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联系起来,在许多人心目中,孔子主张严格的等级制度,强调君权与父权,实际并不如此!

        据《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对君臣、父子关系的这种论述有特定背景与内涵。

        孔子处于“礼崩乐坏”,“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的春秋晚期,当时的齐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局势。齐国大夫陈僖子乞用“大斗出,小斗入”,以图收买人心,阴谋篡权。而齐景公却一味好色,并欲立少子舍而废太子阳生,君臣父子失其道而危其权的情形很严重。因此,当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治国时,孔子针对齐国的现状,认为只有正人伦之常,君、臣、父、子都做好本职工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方可实现国之大治。

        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每个人都能以道德自律,各安其位,各行其职,方可实现国之大治。

        显然,这与所谓强化君权、父权根本扯不上边。

 

        ——关于“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论语•阳货》记孔子之言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此语可谓影响极大。这里将“女子”与“小人”并言,皆被视之为“难养”。于是,人们遂以之为孔子“轻视妇女”的证据。

        孔子轻视妇女?他竟然将占人口半数的女性给一口否定了?有人会说这可以理解,因为孔子处在父权家长制时代的春秋之末,女性的地位已经很低了,被歧视也很正常,孔子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

        杨朝明不这样看。在这里,“女子”与“小人”并言,容易产生误解。西周春秋时,“小人”一般指地位低下的人,周初有“小人难保”的观念,与孔子所说“小人难养”一致,都是周初以来“敬德保民”的传统观念。

        然而,早期儒家特别是孔子的思想具有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孔子说“仁者爱人”,难道不包括女性在内?现实中,还真有不少人认为事实正是如此。孔子的话也影响到人们对孔子思想的整体认知,近代以来,它被视为传统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的根源,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始作俑者,这也当然成为孔子难以推卸的“历史罪状”。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论坛之后,《齐鲁晚报》专门的篇幅地发了专题:杨朝明为孔子鸣冤叫屈。

 

        ——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015年在北京的一场演讲当中,又是嘉宾云集,林林总总。杨朝明又如梁山好汉上的曾读万卷经书,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的智多星吴用,摆开了龙门阵。

        曾几何时,孔子是“轻视劳动人民”的人,因为他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这样的理解,已有前人指出过,但若不是新的材料出土问世,仿佛对孔子的误解永远也得不到澄清!

        所谓“愚民”思想,指的是统治者为了满足其统治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愚昧民众的思想措施,属于典型的阶级压迫。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往往被认为是愚昧民众的根源。《论语》中明确记载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一般理解为,只能让老百姓按照统治者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愚民”言论!?

        杨朝明大声疾呼:其实,孔子的本意还真的不是如此!

        事实上,单就孔子此语,古今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该句如何句读上。长期以来大都沿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古人何晏、邢昺,今人杨伯峻等都这样认为。如果真是如此,后来许许多多学者对孔子此语采取批判态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作者王筱喻在济南山东大厦采访杨朝明院长

        杨朝明不畏权威,光明磊落、仗义执言地指出,这段话其实是一个标点上的误解,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由之,就是尽情地去发挥。不可使,知之,就是知道了解并教化的意思。意思是要求为君者要培养爱人之心,处事恭谨,尊重贤人,亲近忠信之人,按照礼的要求行事,行动不能违背人们的本性,这都是教君向善的举措,培养忠信的品质。

        会后,《天津日报》专门为杨朝明开设了专栏,专栏的名字叫《正本清源话孔子》,杨朝明和他的弟子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

        杨朝明承担了山东省文化三源工程的“孔孟正源”工程,这部书即将出版。他主编的《正本清源话孔子》,出版后得到赞誉一片,2017年被“儒家网”评选“年度十大好书”。

        当记者让他谈谈获奖感言时,杨朝明在摄像机前仗义凛凛、侃侃而言:几年前,在孔子出生地举行过名为“尼山新儒学”的会议,议题就是儒学的创新发展问题。我十分清晰地记得,在那次会议上,大家期待儒学的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以便能够参与时代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健康发展。我提交会议的论文就是《认识儒学价值需要正本清源》,事实上,“正本清源”四个字,也的确是当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因为要唤醒、激活文化基因,首要的或者最为紧迫的,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弄明白”进而“讲清楚”,澄清认识,消除社会上众多的误解。

 

        4、跨越千年万里:马克思再进文庙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的欧洲一切势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的同盟。”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

        一百年以后,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仅在欧洲游荡,而且跨越万里跑到亚洲游荡,旧的亚洲一切势力也在为驱逐这个幽灵结成可怕的同盟。

        现代人喜欢玩穿越,其实早在90多年前,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就已经玩起了穿越,而且玩的是马克思和孔子。

        他在1926年1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的小说。在文章中,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一个马克思走进文庙与孔子对话的场景。

        郭沫若用小说虚构的手法描写了马克思与孔子的一次邂逅对话。对话的结果是:孔子对马克思惊叹:“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对孔子惊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此情此景可谓超大手笔“紧跟时代脉搏”,借古喻今,以子虚乌有的旷世之言,循循善诱“打通儒家思想与马列主义”的用心,可谓“良苦”。

        无独有偶,在历史同一时期的孔夫子故乡,有一个发生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的真实故事:一本中译首版《共产党宣言》,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直被这里的党员群众珍藏至今。封面上的马克思被老百姓称为“大胡子”,他们说“听‘大胡子’的话,有田种、有饭吃”。朴素的话语中蕴含着信仰的力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孔老夫子尊崇老人的传统美德在这个千里之外的“大胡子”身上里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因为中华文化为其提供了深厚土壤。像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古圣先贤向往的“大同”社会,就有相通相契之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深度结合,这一过程不断催生理论和实践的新飞跃。

        2018年,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教授为首席专家主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被列为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获得资助经费160万元。同时将为解决国际、国内种种现实问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如何继续深入、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坚持与发展、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等,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并为高层决策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许嘉璐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个课题是当今中国在走向新的发展阶段时所必须解决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其成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深化,也是儒学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它将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及中国文化间的一种有机结合,这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来说,都将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探索,要有哲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还需要一定的胆略。要吸取全国精英学者的智慧,邀请相关专家参与到该课题的研究中来,进行研讨与交流。许先生期待这个项目能够成为一个引发学界热议与研究的课题。

        杨朝明当然被吸收到课题组,而且做为子课题组负责人,他在论证分析会上介绍了子课题“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实施方案。两军相遇勇者胜,杨朝明噼里啪啦摔出三板斧:

        第一板斧——纵向的历史研究:梳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实际历史过程。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的儒学状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人们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历史变迁;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由抵触到认识、最终接受的认知过程。

        第二板斧——纵向的比较研究: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不同认知,是这部分的研究重点。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上不同思潮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和群体对于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认知状况的实证研究。

        第三板斧——现状描述。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关系问题上,分层次地对当代的学术研究(认识层面)和民间信仰(现实层面)的现状进行梳理,包括一些时政性的研究和社会学的调查分析。

        2018年春节即将临近,天空不时飘来阵阵雪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2018年央视春晚曲阜会场主持人李佳明到访孔子研究院,在儒学会堂与杨朝明又进行了一次马克思和孔子跨越式的历史大穿插。

        在谈到2018央视春晚山东两个分会场泰山和曲阜时,李佳明表示,曲阜、泰山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杨朝明认为,孔子是“人中之泰山”,是继往开来的先贤;正是因为有了孔子,才有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泰山是“山中之孔子”,“泰山之阳”便是曲阜,泰山与曲阜在文化上是一体的、贯通的。

        李佳明谈了他与儒学、与孔庙的结缘。继而又提出了社会上不少人依然认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与马克思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话题。

        遇到这个尖锐的提问,杨朝明依然义字当头,直言不讳,噼里啪啦连剥三层皮:

        第一层,他认为孔子所积极主张是大同社会。孔子有段著名的论断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公有制的社会,而且要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孔子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是起。”这岂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可以见得,孔子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相通的,那大同社会,是原始公社,那后者小康社会,是私有制的出现。

        第二层,杨朝明又言之戳戳地讲到,儒学史典中可以清楚地,明确地表明,孔子不赞同“天下为家”,以及那种不实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推行“世及以为礼”(即世袭王位)的社会。历史证明,中国古代君王只片面地宣扬孔子的主张,并没有依照天下为公的主张。

        孔子曾详细地严肃地指出,当天下为家而不专为公之后,一切人为的灾难出现了。所以人们不得不讲仁义,而社会的暴乱,战争的出现,是因天下为家而引起的。

        第三,杨朝明又深入剥开一层:孔子主张以民为本,而历代国君却是以自己的家天下为本,说是爱民,只是第二位。历代文人,不少在维护王朝的家天下,曲解或修改了孔子的主张,鱼目混珠,混淆视听,形成孔子似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其实说到家,孔子是提倡公有制在先,马克思只是后来者,彼此并不是水火不相容,而是相得益彰的。

        一年一度秋风劲,一年一次秋叶黄。五年之后的孔子研究院沂河湖畔,岸边的那排银杏树似乎比以往更加金灿灿黄橙橙,所不同的是时下的风正吹得强劲有力,正在驱赶那些淫雨雾霾,渐渐显现出郎朗气清的大千盛世。

 

 

第二章

 

盛怒于土囊之口,乡村儒学燎原四起

 

 

习风儒语之二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魂。中国人由于近代落后而引起的文化自卑及文化偏激情绪,对儒学与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一味崇拜西方文化,造成全民族一段时间内“丧魂落魄”,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精神上的“流浪汉”,而儒学则成为“游魂”。现在的国学教育和复兴,是民族的“还魂”工程。让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优秀美德重新归附在民族之体上,特别是要回归到作为根基的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使“魂”与“根”对接。这是重建礼仪之邦、道德之国的基础性工程。

——习近平视察曲阜座谈会上的春风化雨,语重心长

 

        儒家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由曲阜走向全国,然后由中国走向东亚,再由东亚走向世界。如果更为具体的说法,尼山是曲阜阶段的起始点,因为孔子出生在这里。每一种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个不断回望源头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在儒家被十分形象地描述为“返本开新”。在这样的“返本”过程中,尼山有其象征意义。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杜维明先生演讲摘录历史

 

        镜头之二: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未竟壮举

        1931年春节刚过,料峭的倒春寒又把鲁中地区拖回到寒冬腊月。

        一大群知识分子模样的陌生人,从天空满是漂浮着煤灰的山东周村火车站下车后,拖着成箱的书籍和各种行李,乘坐马车直奔邹平县城。看他们的穿着,有的长衫礼帽,有的西服革履;听他们的说话,南腔北调,都是外地口音。这一大群陌生人的到来,在平静的小县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议论纷纷。

        在这群人中,就有一个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

        胸无点墨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十分服膺梁漱溟,开口必称“梁先生”。他认为,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但自己才疏学浅,不会搞改革,今后的改革就依靠梁先生了。迷信梁先生的韩复榘,聘请梁漱溟为“政治高级顾问”,并从省政府先拨款10万大洋,作为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经费。

        学院创立之初,梁漱溟亲自主笔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以此体现他的办学思想、理念和方法。

        梁漱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引来一大批知名教授的参与。正当他醉心于实验的热火朝天之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起,3个月后,日本的侵略步伐已入山东,韩复榘无心抗战,步步败退,梁漱溟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事被迫撤离。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在外甥和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乘坐军用卡车从西安出发,一路向北,目的地是延安。此行的重头戏,是在寒冷的窑洞里,与毛泽东的交谈。在延安停留的18天,他们见面八次,深入交谈六次,每次谈话至少两小时,有两次甚至是通宵达旦。此时,梁漱溟和毛泽东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图书管理员,梁漱溟则是北大哲学系讲师,两人在杨昌济的家里见过面。他们都出生于1893年,梁漱溟并没有记得当初的那个乡下同龄人的毛头小伙,而毛泽东则清楚地记住了这位传奇式的大才子,印象还不错。

        在延安的第一次见面,梁漱溟就把他刚出版一年的新著《乡村建设理论》,赠送给了毛泽东。这是梁漱溟的重要著作,凭此确立了在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性地位。他们的谈话重点自然是中国危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以及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是《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的重点。谈话中,两人有着根本的分歧,梁漱溟的话语体系是文化和秩序,而毛泽东的则是阶级和武装。

        穿着厚长袍的孔子传人,与穿着短军衣的马克思传人,各说各话,谁也无法说服谁。彼此的健谈和阔论,却吸引着对方。就在这期间梁漱溟创立了民盟创办了《光明日报》。1949年梁漱溟选择留在大陆,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在此刻做足了铺垫。

 

        1、近二百年来,中国乡村的精神

              “拔根”与文化沙漠化

 

        上世纪30年代的梁漱溟在他那部《乡村建设理论》曾这样直言不讳:

        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        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又是一个百年过去了,这种雪上加霜的破坏简直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一惊:几千年培养起来的农村儒家秩序荡然崩溃。

        这位特立独行的梁漱溟入木三分地说:“我们的社会组织,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独特体制。但自西洋风气输入,逐代以个人本位,权利观念。伦理本位社会乃被破坏,又社会风气影响于政治,将忠君之义打消。”

        在当时梁漱溟借鉴西方近代化中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优长,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改造的构想的,是互以对方为重的。“而今日的社会是把社会上的人分开”,这种把社会上的人分开,城乡两元化如同鸿沟,是西方影响下的社会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对社会的破坏已经显露出来。而眼下则是用政策和制度来固定社会的职业,导致社会壁垒森然,整个社会被设计成了一个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利上的金字塔,无疑乡村长期以来处在这个金字塔的最底层。甚至有人说农民则是这个国家的奴隶。

        正是这些文化上原因造成中国社会组织的无秩序,就使中国的社会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就是儒家秩序的崩溃和新的秩序无法建立。过去的乡村私塾培养了大多数的读书人,他们科举考中金榜题名,晋身士大夫阶层,但到了退休的时候返回农村,成为乡绅,在那里搞教化,做慈善,反哺乡村文化。做官做到参知政事的范仲淹退休之后回苏州老家,在那里办起了义学、义庄,兴一方教化。

        而相比起来,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无序比起梁漱溟时代的状况有过而无不及,虽然乡村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而文化问题比当时更糟糕了。

        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文化问题有一个的深刻判断:

        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学的具体成就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突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维持了两千年以上的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也发生了动摇。

        中国社科院儒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乡村儒学的主要发起人赵法生在对乡村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之后坦言:

        乡村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真空乃至沙漠化,村民的人生失去意义和价值。除了儒释道三教外,本来农村还有很多民间信仰形式,但这些乡村民间信仰在文革中基本被摧毁,于是,生命处于无所依归的状态,活着不知如何活,死了不知道哪里去。

        从梁漱溟乡村建设到现在又经过了几十年,乡村的传统文化已被破坏殆尽。如果说梁漱溟当时面对的乡村的破坏是进行时,那么现在的乡村的破坏是完成时。在这种环境之下,乡村的破坏几乎是连根拔起了。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认为:

        这取决于如何认识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拔根”。虽然这个特征在梁漱溟先生他们从事乡村建设的年代就显露了迹象,但今天尤其突兀。这里的“拔根”有两层意思:一是个体化、个人主义拔去了家庭之根;二是城市化和城市信仰拔去了乡村社会之根。

        现在的乡村社会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被“ 拔根”,没有了依托。这个拔根特征在梁漱溟的时代还只是“显露了迹象”,到了现在则显得“尤为突兀”。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到了顶峰。现在的农村,中国社会结构和城乡关系发生了重点变化,其中不仅农村有文化的人离开后一去不复返了,就连中学生甚至没有文化的人也都在逃离农村。

所以,现在的农村成了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的世界,有人给送了雅号,叫做“386199”部队。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三千年从未出现过。

 

        二惊:乡村儒家教育几近斩草除根。

        私塾在我国源远流长,私塾类的民间教学机构西汉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导致官学凋敝,民间私塾反而有长足发展。唐以后,科举制度的逐步成熟,给予民间私塾以新的推动力量,至明清而步入全盛。

        依据童蒙养正的古训,私塾教学首先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传统蒙学教材培养孩子的人文基础和人生礼仪。然后,殷实人家的子弟继续诵读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私塾教育本质是修身做人的教育。

        自晚晴遭遇上那场西洋风后,国家以行政手段废除了数千年的学统,一夜之间私塾和书院被废。新学堂的兴建却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效果。梁漱溟在上世纪80年代前已经做过深入的反思,他认为,新式学堂只是学来了西方学校的形式,即培养孩子的个性和创造精神,它同时也丢弃了儒家教育的优长,即人格养成和性情教育。

        承担着私塾教育职责的是一个传统中国地位远远谈不上显赫的群体,他们在《聊斋志异》《儒林史外》中,私塾先生大都是一些穷困潦倒的形象,但就是这些看上去穷愁酸倒的老学究,他们培养出来了一代代乡绅阶层,是广褒乡野的人生导师。

        当然,废除私塾的历史并不如有人想像地一帆风顺。1901年,朝廷下兴学诏,拉开了逝世教育改革的大幕。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20世纪前半期,全国出现三次私塾改良高潮,但直至1935年底,全国依然还有私塾101027所,直至1959年以后,逝世才算彻底寿终正寝。这一缓慢的过程,正说明广大农民对它的留恋以及对新学堂的排斥。用梁漱溟的话说,新学堂对学生生命的问题不闻不问,“一任学生身心荒芜粗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近十几年中国农村大规模撤并学校之后,乡村连这样的学校也没有了,乡村在丧失了私塾之后再度失去了学堂,剩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农村教育体系的坍塌,直接影响到农村家庭伦理的溃败。家庭伦理的根本在孝道,《论语》上说,“孝悌,其为仁之本与!”由于家教文化体系解构,人伦底线坍塌,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问题。

 

        三惊: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匪夷所思。

        近年来,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四位教授花了几年时间,调查乡村老人自杀问题。他们带领40多个师生,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不同的村子里。尔后写了一篇长篇报告,已经在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他们发现的事实令人吃惊,在湖北京山县等地方,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接近3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到5倍。无论是冷冰冰的数字,还是新闻为我们揭示的真相,都指向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的悲凉境遇。

        在湖北京山县农村,有“自杀屋”、“自杀洞”,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

        当地人对此习以为常,有村民说,只要满足年龄在70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经济条件差、子女生活比较困难、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这样几个条件,老人自杀就是“明智的选择”。

        有的老人要自杀,还怕子女不埋他,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有卧病在床的老人会得到儿子的“明示”,喝错药自杀;也有瘫痪在床的老人竟然会拿到药瓶在众目睽睽下自杀……老人自杀后村庄的平静,和人们讲述自杀老人时的谈笑风生,似乎死亡无可畏惧,似乎自杀是桩喜剧。

        孝,依然被视为美德;但不孝,居然也可以被认可。

        生,依然被看做福气;但去死,居然也从容被接收。

        天啊!多少人在呐喊大呼:这个社会是怎么了……

        他们的调查都是用严格的统计学调查,调查的覆盖面涉及十几个省份,出现较高自杀现象的不止一个省。中国历史有非常贫穷的时期,有战乱灾荒的时代,但自杀率如此之高,恐怕是历史没有过的。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研究所表明,自杀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物质的贫穷与灾难,工作的压力都不足以使一个人自杀。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心理绝望,乡村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老无所养,老无尊严,这说明中国乡村的文化精神生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三天后老太太和儿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忆往昔,当年的孔子真人,奔忙于两个社会之间。奴隶社会寿终正寝、封建社会方兴未艾,孔子见证了新旧制度的更替。旧有的被摧毁,新生的还稚嫩;传统的被解构,重构的没认同,孔子破船载酒泛中流,试图借回周礼以整饬社会,用儒家思想推动腐朽不堪的统治机器。他活像古希腊神话里那位徒劳而疲惫的西绪福斯,惨不忍赌。

        看今朝,现在的孔子幽灵,游荡于两种社会制度转型之间。旧的社会礼教体系已被彻底砸烂,灵根已断。新的社会机制还没完全建立,西洋风又不服水土,若即若离,一线游丝,岌岌可危。老夫子魂不附体,幽灵飘忽不定,凄凄惨惨戚戚。他又像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那位满脑子理想、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阴魂不散。

 

        2、社会呼唤乡绅:赵法生他们纷至沓来

 

        洙泗扬波洗心地,

        尼山新馆道问学。

        2 0 1 4 年初, 笔者的中篇报告文学《尼山重光》,恰逢赶在习近平视察曲阜发表重要讲话之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第一时间在4月号头题隆重推出,首次披露了尼山圣源书院的创立和山东乡村儒学的开展情况,许多报刊接连转载选载,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光明日报》于2014年6月专门召开乡村儒学现象研讨会。

        五年后,在尼山圣源书院刚刚开完建院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时间点上,笔者又去尼山见到了当年乡村儒学的主要发起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主任赵法生博士。

        当时他还是尼山圣源书院的秘书长,现在已经是常务副院长了。

        他,中等个头,两眼依旧炯炯有神,只是脑袋上的头发愈显稀疏。手里始终还提着那个装有笔记本电脑和资料的沉甸甸的大包。同声相求,赵法生读研究生时就曾致力研究过梁漱溟先生。但与梁漱溟不同的是,赵法生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他出生于山东青州偏远的山区乡村,当年高考时摘却取了县里的文科状元。山东大学毕业后,先后做过党政干部、大学老师、企业高管,现又高居国家“翰林院”。然而山区农民的基因在他身上一直凸显不消,他在所在单位经常自嘲说自己是农民的“打工仔”。其实,在他的骨子里和感情深处,始终在和农民同息共命,他尤其同情和怜悯当下乡村的弱势群体,处处散发着孔老夫子的那一颗仁爱之心。

        五年之前,他走马上任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秉承牟钟鉴、王殿卿、刘示范、张践、颜炳罡等老专家关于书院要服务于当地的旨意,于2012年12月在书院驻地北东野村一个外场上,在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的协同下,赵法生第一次正式亮相,声情并茂,从孝道讲到仁爱,从仁爱到人生,像说书的一样向现场群众开讲儒学第一课,在不经意之中拉开了山东乡村儒学的大幕。

        尼山脚下沂河北岸的北东野村(沂河南岸还有个南东野村),历史上虽然没与孔老夫子有直接渊源,但也是个非常古老的村落。传说西周初期周公姬旦的长子姬伯禽有个幼子名叫鱼,被封食采邑于东野(今山东曲阜),其后代人遂以地名为姓氏,称东野氏。后经避战乱、避灾荒等大的迁徙,在曲阜的东野氏已经很少了。清康熙二十四年,当康熙爷授予东野沛然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时,在曲阜的东野家族仅百余人。现在已基本绝迹。但他们的秉性还仍然像他们的村名一样,骨子里依然维系着古代东野人的基因。

        或许横在南北东野村中间的沂河见证了孔子的前世与今生,或许东野家族和孔家家族历史上还有什么恩恩怨怨,多少年来东野人对老夫子的感情总觉得异常微妙复杂。

        村支部书记庞德海,当过多年兵,一身的正气。前任支部书记是他媳妇金凤菊,因村里计划生育超生被撤换,为保持连续性,镇上让庞德海辞掉镇工办主任回去接替他媳妇扔下的这活计,于是支部书记没出门就在坑头上就完成了交接。去年村里换届,他又让贤把侄子推上了支部书记的龙套,彻底当起了太上皇。庞德海在村里不贪不沾,腰杆子硬气,他要在哪里跺跺脚,全村差不多就得哆嗦。

        书院在他们村的地头上一夜之间耸立起来,天南海北、国内国外呼哧涌来里这么多有学问的人,东野村人几辈子也没碰到过。


  2014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执行副会长李炳银为尼山圣源书院题写对联

 

        尤其是,让他们祖祖辈辈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来曲阜号召复兴儒学,回归传统文化,人们隐隐约约感觉到东野的千古盛世又回来了,这儿的地脉又要重新焕发新的契机了。

        这年1月16日,经过一番简单筹备,赵法生与陈洪夫、金英涛商量,决定从孝道开始,就在书院二楼会议室,正式拉开了乡村儒学讲堂的帷幕,没想到熙熙攘攘把会议室全占满了。老头老妈、扶老携幼的、身体不好的、瘸的崴的都有;孝顺的来了,有些平时不怎么孝顺公婆的媳妇也来了,而且抱着孩子来了。她们尽管在孝敬公婆父母做得无可称道,却真心希望孩子长大了能够孝顺自己,可见,儒家的孝悌仁爱,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赵法生从古讲到今,从远讲到近,讲到身边。既有以孝扬名千秋的古德先贤,也有不孝不敬遗臭四方的害群之马。声情并茂,激情四射。赵法生讲课从不在讲堂正襟危坐,一直站着,或走在乡亲们中间,和蔼可亲,感情真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好几位老人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掉下泪来,有的老人回家后还在落泪、还在哭,问他什么也不说,只是没完没了地哭个不停……

        半个月后,第二次乡村儒学讲堂来的人更多,不仅所在地北野村的来了,周边夫子洞村、周庄的都来了不少。有一患偏瘫的老人也来了,自己上不去楼梯,被几个小青年费了牛劲才架了进去。就这样,三次孝道讲座下来,已很快将人气聚了起来。如同一片荒漠,降临了阵阵润雨春风,吹拂了久已逝去的人性的灵光。

        赵法生心知肚明,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因此,赵法生便开始给村民讲授传统蒙学教材《弟子规》,并且带领村民诵读。为了使得儒家文化教育与村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他还从济南请来大夫来讲解防病治病,现场给村民看病开方;从曲阜国学院请来老师讲授儒礼;还请《幸福》杂志编辑王连启来讲家庭幸福;他还动员北京和济南的朋友老乡为儒学讲堂予以物质资助……

        赵法生他们要来村里办儒学讲堂,庞德海挂帅当上了村里儒学骨干小组长,但村里其他家庭的情况可大不相同。赵法生和陈洪夫几次进村调查,简直让赵法生惊掉眼镜。比如村里老人房现象十分普遍。儿女一结婚,老人就要搬离出来,搬到一个又矮又小的房子里,单独在那儿生活,居住条件差自不待说,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老人离儿女们很远,如果老人突发疾病,后果不堪设想,有的甚至去报丧时,连老人几点去世都说不清楚。

        一个炎热夏天,一对夫妇正在挥汗如雨建房子,5岁的孩子在一旁喊饿,闹着回家吃饭,母亲训斥道:“你就知道饿,还不到十一点半呢!没看见我和你爸爸正在盖房子吗?”孩子问:“妈妈,我们不是有房子吗?为什么还要盖新的?”妈妈说:“孩子,没看见你爷爷奶奶吗?他们年纪大了,又聋又脏,还常生病,以后就放到这里来,让他们自己住,咱们好省心!”这其实就是常说的“老人房”。那孩子一听明白了,说:“妈妈,我不饿了,你们好好盖吧,盖结实一些。”妈妈问:“盖这么结实干嘛?”儿子回答:“等你们老了,我把你们也送过来”。孩子的回答不仅让他的妈妈心惊肉跳,也让每一个听故事的村民心里咯噔一下。儒家虽然不太讲报应,但正如《诗经》所言:“慎乎慎乎,出乎尔者,反乎尔者。”那些不孝敬老人者,已经为他们的子女树立了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的一切行为,将来都会反作用到他们自己身上。

        残酷的现实激励着赵法生,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更是他力量和信心的源泉。他一年的乡村儒学就跑了二十多趟,光路费就花去他一万多元。这还不说,赵法生还从自己腰包掏了五千元为村民印制《弟子规》。白天他主持讲堂,晚上与陈洪夫等召集各村的学习骨干开会,研究分析发展方向。村里的老百姓都与他有了深厚的感情,都亲切地喊他“赵夫子”,谁家有个啥难处,那处有个什么事,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记得明明白白。

        一天吃过晚饭后,赵法生和陈洪夫来到了庞大爷家里。庞大爷已经80多岁,耳聋眼花有些糊涂,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他没有后代,过继了一个侄子。这个侄子拥有七八辆汽车跑运输,一年能挣百八十万,可就是不大孝顺老人家,不仅不给老人家钱花,还将老人每月六十元的养老金扣出四十元,只给老人二十元花。听说老人家前不久下地干活,晕倒在庄稼地里,第二天才被发现后送到医院,医院说不好治了。结果回家后身体却慢慢恢复了过来,命大的老汉十分激奋,逢人就说他这悲惨的故事。二人敲门时,发现屋里黑漆漆的,原来老人家正在看一台黑白电视,所以就将屋里的灯也关了。老人家见到他们十分高兴,就又一遍遍重复地诉说他那悲惨的故事。看看家里一贫如洗的样子,赵法生犹如看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一般,心里有说不出的难捱和酸楚,下意识从口袋里掏出两千块钱塞进了老人家手里,啥也没说就走了。老人家只是怔怔地望着这既熟悉又不知道具体是谁的背影傻傻站着,哆嗦着手说不出话来。老人家想要说的想要感谢的是,他侄子自从进了儒学堂,对他一天比一天好了,钱已经够花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赵法生知道,乡村儒学这把火是大家共同烧起来的。书院院长刘示范、执行院长颜炳罡等都百忙中多次前来讲课。颜炳罡还伙同台湾佛光大学教授谢大宁一起给村民讲授。这位台湾的大教授着实为村民听课的场景所感动,说他仿佛看到了明朝儒学讲会的盛况,看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情结的重新浮现。

        学习《弟子规》半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绩,组织了一次村民有奖背诵比赛,村民们参与的热情超出预料。那是去年八月一个礼拜天上午,村民们纷纷放下锄头来到书院,二百多人的教室已经座无虚席,还不断有人陆续走进来,晚到者只有站着的份了。比赛分为老年组、中年组和少年组,参加者从四岁的孩子到八十五岁的老人。因为青年人多外出打工,没有设立青年组。结果三个组背诵之后,一对刚结婚不久的青年夫妇主动要求上台合背《弟子规》,原来他们两个也多次前来听讲,早已将《弟子规》全文背过了。这对恩爱小夫妻流畅的背诵引起了乡亲们的阵阵掌声,也点燃了大家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上台背诵,使得整个比赛结束时间一再推迟。

        在颁发学习积极分子奖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插曲。主持人念了五个积极分子的名字,结果走上来六个人领奖,原来村里两个大娘的名字重复,因为教室里挤满了人,加以奖品足够有余,在有些混乱的热闹中便将五个发成了六个。可是,活动结束之后,村民不干了,纷纷质问她怎么也成了模范?并要求将奖品收回。原来,这两位重名的大娘,一位确实是孝道模范,另一位则碰巧是不孝的模范,后者不但不赡养公婆,甚至连自己的公爹去世都不出来送殡,在村里知名度很高。满怀仁慈的赵法生他们经过商量,最终没有将错发的奖品收回,希望这个错发的奖品能够歪打正着,敲开一个曾经不孝的媳妇的心灵。果不然,在学者们的感化下,在村民的舆论压力下,这个曾经有些过失的媳妇,自此后像变了个人似的,短时间就让人们刮目相看。

        我的文友、人民日报驻山东记者站站长徐锦庚还专门采写了一短篇报告文学《发错奖》。

 

        3、儒学魂不附体,教化体系亟需输血式急救

 

        笔者曾与2011年在《青年文学》发表一篇散文《树殇》,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的故乡在鲁中地区一条石河旁,村名叫王家老庄。顾名思义,这儿肯定是王家的发祥地。称其为老,倒也名副其实,村里除了有数百年的王氏祠堂、关帝庙、菩萨殿、进士楼等古建筑,给我儿时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村里那闻名遐迩的诸多古树老树了。

 

        笔者的故乡还有一棵神奇的七百年的老槐树。调查乡村老人自杀问题的老师告诉发现,他们在调查中遇到某一个村就因为有一颗老槐树,老人的自杀率就降低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棵老槐树就是一个公共空间,为农村老人提供了一个说心里话的地方,老槐树和他们祖祖辈辈都有着特有的情愫,心里的苦水对着老槐树,并在树底下对着哥们姐妹相互倾诉一番,把苦辣酸甜倒一倒,自杀率自然降低。

        传统中国的农村可以说是文化的蓄水池,涵养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大凡整个农村,除了私塾学堂以外,家里有中堂,村里有祠堂。

        过去一个家庭必有堂屋,这些都是教化的场所、精神信仰的地方,进去之后,会让人产生敬畏。堂屋里必定悬挂着写有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中堂和对联,还有八仙桌和让人正襟危坐的太师椅,这些都是让人懂得规矩的摆设。今天,许多农民都上了楼,只有室和厅,唯独缺了堂。这应是一种精神上最大缺失和遗憾。

        一个村都会有宗族祠堂,这是中国传统中最为普及的教化和信仰场所,里面摆放着列宗列祖的牌位,供人们按时祭祀,它既是慎终追远的物质载体,也是儒家教化的根本体系。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孝文出轨田小娥,就是被当族长的父亲白嘉轩押在祠堂,在全村人面前用刺鞭执行族法的。

        农村还都有民间道堂,传统中国所有村庄都有像土地庙、关帝庙、观音庙、五道庙等,这些场所是学堂和祠堂很好的补充,这些道堂多与传统文化中的劝善思想相关,既能安顿生命又能劝善惩恶,使人们有所敬畏。道堂解决了人生死后的去向这一终极关怀,生死得以安顿。

        遗憾的是,这些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做四旧和封建迷信统统铲除殆尽,于是就使得人生陷入了无意义的空白之中,活着没有价值,死后也不知去向,一片飘忽虚无.....

        赵法生把这种现象叫做儒家的魂不附体,农村已经失去儒家思想的任何载体,把几千年培植起来的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之根彻底拔掉了。

        北东野村里有一处长年闲置的废弃的学校,院内断壁残垣,杂草众生,院外冷冷清清, 死气沉沉,只有两颗白杨树孤零零的向外东张西望着。赵法生、陈洪夫他们一有空就来这里转悠、抚摸、思索,浮想联翩.....

        现在的乡村儒学讲堂,可以在重建家庭伦理、组建老人互助组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统祠堂的某些作用。现在毕竟由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不可能每个家族都去建自己的祠堂,这已经不现实了。何况经过几代人的文化断层,祠堂在中国北方已经被遗忘,复建的可能已基本不存在。现代乡村需要一个具有更高社会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而乡村儒学讲堂,就像犹太教的会堂一样,可以作为这一文化载体的初始胚胎,覆盖全村,包括所有姓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对祠堂的一种历史性超越。

        赵法生清楚地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土文明的重建需要提升公共性,通过三堂合一的文化功能,将讲堂、祭祖、和地方性神灵祭祀集合为一个公共性的文化空间,使传统三堂文化功能加以整合提升,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乡村教化中心,完成社会基层教化体系的重构。

        2015年,赵法生为了在北东野村建立一个儒学教化体系的样板,煞费苦心从北京动员一个老板捐助30万元,经过精心设计,就在这旧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一座三大间的综合祠堂,一个能容纳200人的讲堂,还建了一座古香古色的孔庙。一下三位一体儒学载体配套齐全,旧貌换新颜,使之成为东野村的文化和集会中心,也成了书院开展乡村儒学活动的硬件示范项目。书院院长助理陈洪夫随即在祠堂大门外撰了一副对联:

        仰高风先祖忧乐一同根于圣域

        追遗韵后昆荣辱与共浴乎沂川

        三堂合一的重建,使村民再度与圣人同在,与祖先同在,与数千年来保佑着乡民的民间信仰的神灵同在,荒芜的精神家园因此得以复兴,孤独的心灵得以有所皈依,不再流浪。

        很快,在书院驻地的圣水域镇共建了七个村级儒学讲堂,还在县城建立了一处儒学乡镇法庭,专门有儒学的伦理律师来调解乡镇邻里或家庭的矛盾纠纷。有了场所,乡村儒学讲堂形成一套常态化的学习制度,每半月学习一次。中国古代乡村儒学会讲,是初一和十五,这里是每个月的中间和最后一个礼拜的周六,乡村儒学讲堂是村民儒学的场所,也是他们自己的公共空间,是一个报团取暖,相互倾诉的地方。

        这一番输血式急救,使老夫子游荡的幽魂与其根实现了有效对接,人们的精神有了依托,得到了慰藉。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在他们的指导下,村里又一鼓作气成立了两大组织,一个叫安怀慈善基金会,一个叫老人互助会。庞德海和退休老教师朱伯谊分别担任会长,已经接收书院和社会一些学者善家及本村农民的捐款。每到年底,他们会对80岁以上老人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对七十岁以上有困难的老人酌情补助。同时还对上不起学的孩子给予物质支持,让每一个孩子少有所学,怀有所养。

        离书院20华里有个村叫小城子,三面环水,一面环山,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宛如一颗明珠镶嵌在龙湾湖畔。环顾四周,山水相依。近看湖水涟漪,不时还有鱼儿跃出水面。傍晚,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映着天边的晚霞,映着悠闲的人儿……笑声,水声,风声,鸟鸣声,洒满了绵延的湖面,如诗、如画、如歌,美不胜收。

 

泗水县北东野村的三堂合一

        说起小城子的故事,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在西周时期,这里已经是名符其实的“城”了。现在该村仍然保存有22000平方米的小城子遗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这里还发现了许多文物,现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年前退休回县城赋闲养老的老教师王春,便报名成为尼山圣源书院乡村儒学讲堂的一名志愿者讲师。接下来的一年里,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也留下了他儒学讲堂的声音。最后,他的课堂固定在了这小城子村。小城子村离县城足有40里路,位置偏僻,山路崎岖,但王春骑着电动车始终坚持每个周六到村里义务讲课,中午还与村里的老人一起做饭吃饭。

        最初来村里讲课时,他们临时借用村学校的教室,到现在正式租用了一处闲置的农家小院,挂上了小城子村儒学讲堂的大牌子,才算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由于村民们文化水平有限,课堂上涉及的一些儒学思想他们无法理解,所以一开始只有五六个村民来听课。

        王春他们反复琢磨后,认为必须让课堂内容生活化、故事化,更贴近村民生活,才能讲进村民心里。所以他改变了讲课的方式,将《论语》、《弟子规》等国学经典融入到村民平时的生活故事中去,让课堂内容变得通俗易懂,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村民来到这里听课。

        小城子村是个库区村,人均耕地不足四分,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谋生,村子里多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参加乡村儒学讲堂的也多是老人,他们成了儒学讲堂的“忠实的老粉丝”。每逢周六上午,村里老人就会带着孩子来到儒学讲堂的农家小院,听王春讲孔融让梨、子路百里负米、孟母三迁等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小院也成了村里留守老人和儿童聚堆的好去处。

        王春参照古人知行合一的儒家风范,不仅用传统文化故事感染村民,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行动感染村民。每次去小城子村,他都会提前自费买好肉、菜等食材,讲完课就与村里的老人一起做饭。他深有体悟地说:“在课堂上讲一些高深的道理,乡亲们未必听得懂,也未必爱听。通过自身做榜样,以谦和、严谨、忠实的操守,诚心诚意地践行儒家思想,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这样,儒家思想才会在他们中间生根发芽。”

        是村里65岁的陈本京老人患有中风病行动不便,况且老伴已故、儿子在外打工,地里的花生成熟后却无人采收。王春听说后,便发动村里老人们一起去帮收花生。前来帮忙的村民鲁传英早年曾与陈本京发生过矛盾,两家打架时曾被打破了头,为此对鲁传英也来帮忙多有不解。这时鲁传英主动告诉王春:“您讲课时曾讲过孔子关于‘礼之用,和为贵’的道理,我便记在了心里,两家的矛盾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就当掀过去了。”

        2017年,王春被评为“感动圣水峪人物”。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五年来,尼山圣源书院驻地的圣水峪镇通过各种输血式急救方式,乡村儒学讲堂已覆盖全镇60个村,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乡村儒学志愿者加入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当中,越来越多的村民也走进讲堂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4、让尼山走向世界,将儒学燎原四方

 

        尼山圣源书院二楼有个最常用的讲堂叫“里仁厅”。主人大概是依据《论语.里仁篇第四》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这里是说“学习和居住在民风淳厚的地方,是最理想的。一个人选择住处而错过了最美的地方,怎么算得上明智呢?”当年,赵法生他们最初的乡村儒学讲堂也是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里仁厅开张的。


颜炳罡院长在研究部署乡村儒学的开展

         2018年11月11日,国际儒学联合会推广专业委员会与尼山圣源书院联合在这里召开中国乡村儒学经验交流研讨会,里仁厅里迎来了十几个省市的乡村儒学的代表。

        连续几年来,尼山圣源书院急乡村儒学之所急,需乡村儒学之所想,及时召集全国各地的乡村儒学义工讲师举办培训班,这里一时成了全国乡村儒学的黄埔军校,一批又一批的儒学义工讲师从这里走出去,他们就是播种机,他们就是宣传队,他们将乡村儒学的种子撒向全国,星火燎原,遍地生根开花,结出丰硕果实。

        今天各路兵马集聚,就是一次乡村儒学繁华硕果的大检阅。国际儒学联合会推广专业委员会主任、尼山圣源书院院长张践先生首先致开幕辞:

        农耕文明不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是一种道德思想文化的传承。从孟子最早设想的复井田,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到“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这样一套“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奠定了中国两千年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形成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以孝道为核心,家国一体,平天下、求大同这样一套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在当代社会,我们需要把中华文明继续传承下去,乡村这块重要阵地是绝对不可以放弃的。否则整个中华民族就会处于失魂落魄的状态。现在全国都看准了尼山圣源书院这个实验田,大力推广乡村儒学建设的经验方兴未艾。

        参会的学者代表、新乡绅代表、儒学讲堂义工代表纷纷上台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会议轮流主持、点评意见任人发表,既气氛热烈又严肃认真。

 

        ——颜炳罡风尘仆仆上台专讲:章丘三德范古村茂新范。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一大早从济南驾车风尘仆仆地赶来。他在演讲中关于对章丘三德范2016年开讲乡村儒学以来的内容让人特别激奋。

        三德范古村位于济南市章丘文祖镇,它古迹众多、不解之谜众多。号称为“智、义、勇”的三德范村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村里也出了不少奇人奇事。清朝中叶出了一个能治百病的神医张永申。20世纪下半叶,村里又出了“殊才四星”:滑稽大王张传淇、板话天才姜福九、曲艺魁首赵荣朝、音乐天才王起业。关于他们的一些奇闻轶事,村民总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

        2015年,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重要讲话的关键时刻,颜炳罡偶然间在中央电视台录制的《记住乡愁》上看到三德范的历史和现实,一时怦然心动,第二天一个人自驾车跑到了三德范考察,并立马开办起了儒学讲堂。

        村里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子都慕名而来,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听讲。每次他都先和学员们统一起立整束衣冠,庄重的向孔子像行祭拜礼。颜炳罡知道儒学是重塑“乡贤文化”的根。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乡贤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原动力。

        悠长岁月中,三德范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独特的乡村记忆,保留住了原汁原味的故乡。2003年起,村里6位老人,他们之中有退休教师、退休干部等组成了三德范庄志编写小组,编写了一本70万字的村志。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又为斯地著书立志,在城镇化的大潮中留住那份乡愁,从中央电视台记住乡愁——《立规守德——三德范》的播出和儒家学堂的开讲,悠悠乡愁让更多的游子回家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村民陈登攀是一个民间艺术家,他回乡后,带领20多名木工、瓦工,历时半年,重修村里的玄帝阁,修旧如旧,让这座极具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省级保护文物恢复了原貌,再现昔日风采。还有回村的几个大学生为了宣传三德范创作了MV《韵动三德范》和《村儿》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点击量达到8万人次。三德范村依托儒学讲堂,在儒学专家指导下,设立了民间传统文化研讨会。多才多艺的村民宋继东是首任会长人选。为了全心全意做好儒学的传播,宋继东关闭了在镇上开的书画社。宋继东说:“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我知道,弘扬传统文化是我们三德范村的传统。”

        就在本文截稿时,颜炳罡经群众广泛投票,一举高中“2017章丘十大感动人物”第一名。

 

        ——寿光“五老”乡绅群体的代表王茂兴老当益壮地走上了讲台。

        他原是寿光市的一位领导,先后干过常务副市长、副书记和市政协主席,在市里工作多年,威望高,人脉熟,他退休后出任关工委主任、传统文化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后,又带起了一批刚刚从人大、政协退下来的年富力强的老领导。与此同时,还凭借他们的人脉关系,又将市直部门和乡镇一级领导班子退下来的众多骨干团结在周围,很快形成了一支超强的新型乡绅队伍。

        近几年,寿光以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五老”志愿者骨干为主体,根据需要邀请有一定专业特长、热心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人员组成。带领着一批又一批的传统文化宣教群体,走进家庭,走进学校,走进农村,走进企业,走进机关,与大众面对面,传播传统文化,教化人心。他带来了这样一组依旧在不断增长的数据,420名讲师、15个镇街区、145个市直部门、975个行政村、68家大中型企业、800多次宣讲,受益群众达30多万人,“五老志愿者”的每一次金声玉振都会与大众的内心世界碰撞,伴随着微妙的“化学反应”,不断收获着人心言行之变,不断夯实该市乡村振兴的文化之魂。

        讲师们要讲课,都要迈过几道“坎”:学识、时间、身体、家庭……“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是对讲师的基本要求。因此,挖掘本地乡土资源,丰富教育内涵,邀请颜炳罡、赵法生等儒学名家授课指导,外出到泗水、曲阜、广州等地学习,两周一次定期组织经典读书会等已经成为讲师们不断提升宣讲质量的“必修课”。

        德不孤,必有邻,在寿光关工委的带动下,寿光聚爱公益服务中心、寿光孝德健行志愿团、善德公益、弥水公益等20多支团队加入其中,志愿者来自社会各界、各行各业,有企业家,有大学教授,有“三八红旗手”、“寿光好人”,也有个体经营者,他们成为传统文化弘扬的重要力量。全市正初步形成一种“以宣教中心为平台,以五老为先锋,以志愿者为中坚力量,全社会齐参与”的传播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

        寿光市“五老”志愿者讲师团被山东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省委老干部局评为“山东省最美老干部志愿服务组织”;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干部国学促进会授予“领导干部国学示范基地”称号;王茂兴先后在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和全国第五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验交流大会上介绍经验。

 

        ——青州千年书院的宋怀章、仉振清、赵立波等这些义工小团队也铿锵走上来了。

        建于北宋仁宗年间的青州“松林书院”,明成化五年,改称“名贤祠”,以祭祀宋代13名德政显赫的青州知府,其中包括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政要文人。“松林书院”作为古代一处治学、教育胜地,哺育名儒的摇篮,备受历代朝野人士的青睐。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西学冲击下,书院被废除,改为青州公立中学堂。教育总长蔡元培曾亲题“勤朴公勇”牌匾作为校训,高悬门上。新中国成立后,为山东省立青州中学。

        赵法生就是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少年的他每周步行八十华里来这里读书。

        在近年来的孔子大潮下,在赵法生又回到母校,着手恢复成立的松林书院,并带领一批书院义工,自2015年新春伊始,开始开办面向乡村的“弟子规与家庭教育讲座”。每周日上午举行,开头若干场,赵法生都是雷打不动地坚持授课,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后来,他们又走出去,送儒学下乡。

        第一次走出去是2016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他们走进青州西南山区的后黄马村,刚进村就听到震天的锣鼓声响,村民的秧歌大鼓给乡村儒学注入了淳朴的无限生机活力。书院义工、没上多少学但已是二十岁孩子的妈妈仉振清,她向这儿的村民现身说法,讲自己如何把媳妇道行得到位,得到了婆婆的信任、理解和支持,也得到了丈夫的疼爱。她的家庭和谐,教育有方、得当,培养的儿子在新西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国争光,得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时的接见和新西兰总理的亲自颁奖,引起了在家父老乡亲的巨大触动,也在后黄马村民心里产生了层层涟漪。

        他们走访困难户,看到山区缺医少药,又触动了赵法生他们的仁慈之心。于是立马组织医务工作者义诊,虽正值三秋大忙期间,前来问医求药的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男女老少不下百人。趁此机会,伴随一阵秋雨,书院义工又见缝插针地给村民上了一节孝道课,真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河南省十大扶贫人物,一位来自扶贫第一线的宋瑞女士从容自信地走了上来。

        2012年10月,一辆拉着锅碗瓢盆行李卷的车子开进了村,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宋瑞带着“驻村第一书记”的头衔在这里扎下了根,四年之后,小村庄变了大模样。

        这里是河南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原来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地方,群众想富裕的愿望非常强烈,可一直没有门路。

        驻村不久,宋瑞请来了调查总队的领导进村慰问。慰问结束,他们却被村民们堵在了村口。“俺家也贫困,怎么不去俺家慰问?”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质疑让宋瑞初识村里的民风之悍。

        2013年,上级下发40万元科技扶贫资金,而村民的反应却使宋瑞傻眼了。

       “给俺们钱可以,让俺们种、让俺们养殖,俺们才不会!要是非要让俺们种,这钱俺们不领了。”

        给钱都不要,扶贫该咋办?

        脱掉高跟鞋,放下咖啡杯,穿上“劳动服”,来到了弯柳树,“小资”的宋瑞迅速变“土”了。


作者王筱喻在泗水县小城子村调查乡村儒学情况

        接到驻村任务之前,宋瑞刚刚得知父亲得了癌症,病床前老父亲握着宋瑞的手说:“我老了,干不动了,你去吧,家里有弟弟、弟媳。但是你得牢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为老百姓做事,要坐得住、沉得下,听得懂老百姓的心声。为此,宋瑞把“家”安在了弯柳树村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

        有村民反映村里8公里道路全部是泥土路,遇到雨雪天气,道路积水,泥泞难行,严重影响村民生活。宋瑞四方筹措,到处奔走,为弯柳树村筹集扶贫资金216万元,修路3900多米,还有1000多米的道路正在规划中,预计今年年底前可完工。

        2015年8月第一期驻村扶贫到期,宋瑞主动提出继续留驻弯柳树村,“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根。”宋瑞说。

        从2013年年底,在总书记关于重视传统文化重要讲话之后,宋瑞就知道扶贫重在扶心扶志,一改过去扶贫单纯依靠输血只能解决一时之难的惯性思维模式。开始着手组织村民们学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之八德,在弯柳树村营造传统文化氛围。2014年,宋瑞和驻村志愿者发动息县企业家捐资30万元,建起了息县第一个村级道德讲堂,通过讲解“媳妇道”、“婆婆道”、“丈夫道”、“儿女道”,村民由最初的不解、抵触,到后来的积极参与、争相到村道德讲堂听课占座,文化氛围渐渐形成。第二年8月底,由“中华孝心示范村工程”组委会授牌,弯柳树村成为全国第十七个、河南第一个“孝心示范村”。

        随即,村里组织村民把家中空闲房间改造成“孝爱客房”,用于接待来弯柳树村体验生活的游客们。2014年至2015年间,弯柳树村已接待来村参加孝道文化学习的外地企业家、参加“中华德孝感恩夏令营”的青少年和家长2000多人次,村民年收入平均增加3000元左右。同时弯柳树村还成立了弯柳树村德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邀请3位企业家作为主要股东投资30万元,拉动10位企业家投资20万元,带动40户村民每户以500元保证金入股,建立标准化餐厅、客房,接待游客吃住,带动农民增收。

 

        往年的弯柳树,

        垃圾堆成山,

        来了好领导,

        同吃同住一起干,

        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怨,

        永远走在前,

        是我们好模范。

        今年的弯柳树,

        与往年不一般,

        绿树成荫水也蓝,

        日子比蜜甜。

 

        不久前,《南泥湾》的调被弯柳树村村民李桂兰换了“新内容”。

        台上激情四射,台下跃跃欲试、争先恐后。

        湖北省社科院、浙江台州黄绾纪念馆、山西长冶三亲教育顾问、北京怀柔渤海镇六渡河村委、福建省霞浦县儒学实验研究会、广西桂林新河口屯村委、山东东营垦利区国学社以及尼山圣源书院的众多义工又在摩拳擦掌,急不可耐地上台交流演讲,一个会议室不好安排,一分为二两个会议室双管齐下,一阵阵高潮迭起,一片片掌声、笑声、啧啧称赞声,声声不断。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末了,会议在赵法生总结演讲赢得阵阵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笔者在现场看到这个热烈的场面,心想赵法生这些年他为什么干什么都能成功,干什么都能干得如此风生水起?概括一句话,那就是“仁者无敌”。


中国社科院赵法生博士在乡村与农村老人交谈

        赵法生不愧为一个中国乡村精神家园的重建者。他试图把仁、义、道、德等古老的关键词揉成泥、烧成砖、砌成墙、建高楼,搭建精神庄园的结构主体;他又像一位勤奋的泥瓦匠,试图用新仁学的泥浆抹平人世间的贫富、贵贱、美丑、智愚、善恶的砖缝;试图让混沌社会、迷茫人性亮起内外装修的文明曙色。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乡村儒学通过传统文化反哺儒学故土,唤醒文化自信,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智力支持。截至2017年底,仅山东省的“乡村儒学”讲堂达到9200多个,举办各类活动逾4万场次,已惠及山东17个地市,参与群众超500万人次,儒家文明蔚然成风。

        从北东野村抬头望去,巍峨的尼山横亘眼前,沂河从它的山脚下静静流过。当年,孔子在这里登山临水,曾发出“逝者如斯”历史感叹。当年的观景台遗址依然还在,可是沂河之水从那一声动人的感叹以来又流淌了二千五百多年。老子说过:“天道好还”,孔子回来了,回到了他的老家,回到了他的诞生地,老夫子曾经从这里出发周游列国,进而走向世界。但这次回来的,不是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被歪曲的孔子,而是先秦时期那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圣贤孔子。乡村儒学建设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要让孔子穿越时空走进现代。这位两千五百余岁的历史老人,近代以来曾经被当作了现代化的绊脚石,但是,东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终于证明孔子的道德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化相抵触,在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中,它会成为弥足珍贵的道德资源。优秀儒家文化与民主法治的有机结合,将不但是孔子的重光,而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第三章

 

舞于松柏之下,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波澜壮阔

 

习风儒语之三

 

        这几年,世界“孔子热”经久不衰,我出访参加了很多孔子学院的签字仪式、开学仪式。一些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有成见国家也对孔子学院开放。原因是在政治上“资本主义终极理论”动摇了,社会主义发展出现奇迹,西方资本主义遭到挫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信用危机,自信心动摇了。西方国家开始反省,公开或暗自比较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道路。如天主教探讨儒家文化,外国元首,总统、首相、总理和我交谈,言必称孔子,以多说孔子的话为荣,“吊书包”。这说明我们国家的话语权提升了,文化软实力增强了,儒家文化、孔子、传统文化有影响力,孔子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题目,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因势力导,深入研究,在东亚文化圈中居于主动。

——习近平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与专家学者推心置腹,语重心长

 

        “最可惜的是近100年间中国人抛弃了自己宝贵的传统,这是我百思莫解的。……中国人需要整理和继承自己的那伟大的文化遗产,因为它极可能是廿一世纪人类依赖生存及发展的钥匙……《诗经》说,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英国剑桥大学伟大的历史家李约瑟如是说

 

 

        历史镜头之三:韩愈流放著《原道》

 

        元和十四年元月十四日,一千二百年前一个阴冷晦暗的冬日,韩愈蹒跚着走出长安,以戴罪之身一路向东、向南,再向东、再向南……

        潮州自古就是荒凉偏僻的“蛮烟瘴地”,是惩罚罪臣的流放之所,唐代亦然。不少名公巨卿如常衮、李德裕、杨嗣复、李宗闵等都曾经被远贬潮州。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在途中,韩愈写下了这首千古流芳的诗篇。15年前,他因上书论旱,得罪佞臣,被贬阳山,也是隆冬时节,也曾途经蓝关。悲恸之情,何其相似?这是韩愈第二次被贬黜岭南。这一年,他拖着52岁的“衰朽”之躯,相伴而行的,只有他叮嘱“收吾骨瘴江边”的侄孙韩湘。

        仕途的蹬蹭、女儿的夭折、家庭的不幸、命运的乖蹇;因孤忠而罹罪的锥心之恨,因丧女而愧疚的切肤之痛;对宦海的愁惧,对京师的眷恋……悲、愤、痛、忧,一齐降临到韩愈头上。这是最孤寂的征程,在漫无边际的冬日,世界向它的跋涉者展示着广袤的荒凉。

        然而让韩愈更为心碎的是,安史之乱战乱的吞噬,沿途生民困竭,田园荒秽,河南、山东一带竟至荆榛千里,荒无人烟,满目荒凉。他不堪回首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与痛恨。尤其那满眼里充斥着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等俗下文字,更让他顿足捶胸,竭嘶底里……

        夜幕四合,万籁俱寂,韩愈仰天长啸:

        “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就在此时,他猛不丁甩出去一个惊世之举:摒弃骈文,提倡学古文,习古道,毅然公开张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呼咧咧赫然举起举起“复古”的旗帜,这主张立即得到了诗人、哲学家、儒学家柳宗元第一个支持参与。尔后,张籍、樊宗师、皇甫湜、李祤、李汉、李翱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广泛反应,纷纷揭竿而起。

        就在此时,一篇部彪炳青史的巨著——《原道》开始在他脑海里酝酿,伴随着他的风烛残年和雪月风花奋笔疾书,随即轰然问世。

        《原道》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破天荒地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如同石破天惊,一个苍凉而又如黄钟大吕的大音自天而降:

        “斯道也,何道也?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         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天降大任于斯人。韩愈伙同柳宗元直接越过西汉的经学,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弘扬孔、孟,将复归儒学思潮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来作了注释。

        韩愈所提倡的“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在理论的架构上清晰明确。在文学思想方面,他驳斥佛、老二家的玄疏之论,而直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以无比魄力,欲扫除思想界空虚无根的意识形态,恢复中国故有的道统。

        一千多年来,沿着这道浩浩汤汤的历史文脉,走来了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杜牧,走来了周敦颐、程氏兄弟,朱熹、范仲淹、黄庭坚、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归有光、顾炎武、黄宗羲、林则徐、梁漱溟……

        韩愈的《原道》,不啻是大唐王朝的一份政治宣言书!

        韩愈的古文运动,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

 

        1、中华道统的扭曲与迷失

 

        差不多又过了一百年,又一个幽灵,一个中华道统的幽灵,在亚洲大中华地区游荡。

        一百年以来,中国大陆上的中华道统似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坍塌、扭曲和迷失……

        许嘉璐先生曾高度概括过,中国的“道统”,即中华文化主干中最为人们尊崇的信仰、伦理的传统,这是中华民族之魂。大略言之,这一“道统”,尧舜肇其端,孔子定其型,孟荀张大之,至宋则二程、朱子、象山丰富之,最后集大成于王阳明。简言之,中国道统其实就是孔子的传统和儒家道统观念,表现为一历史顺序的统贯古今的“传道正统”的承传谱系。

        我国自古以来,政统的获得必伴随道统的继承。五胡乱华、五代和元朝以外族人入主中原,虽获得政权然而与中华民族的道统暌违,不但国祚甚短,史学家亦无法将其纳入中华民族法统之正统。有鉴于此,满清入主中原尊孔子,修孔庙,开科取士,敬圣人之书,沿袭道统,其法定地位自然获天下承认。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是日本右翼派长期秉持的错误历史观,认为日本继承了中华文明道统,因为成吉思汗帝国从未征服过日本,元代以后的中国被外族殖民,无法继承中华道统,何况新中国。明治维新后更认为日本继承了西方现代文明道统,因而自我定位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一员,将西方殖民者的现代性逻辑照搬于亚洲,以之正统自居,看不起中国。这是中日之争的历史背景。中日之争,实质是道统之争。

        崖山海战宋军全军覆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壮烈殉国。自此,意味着南宋势力的彻底灭亡,蒙元最终统一整个中国。十余万具尸体浮海,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民族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中国第一次整体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在他们看来,南宋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清朝建立后,许多深受中华儒家教育熏陶多年的日本知识分子都认为纯正的中华文明也随之逐渐消亡了,即中华已经为蛮夷所征服。乾隆末期,一位负责外贸的德川幕府奉行中川忠英曾编写过一本相当有趣的书,名为《清俗纪闻》。他当时长期驻扎长崎管理与清朝的贸易,为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去采访了那些到日本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水手,向他们询问中国的风土人情,甚至还找来画师希望通过图像来真实再现清朝人的日常生活情景。这本书随即便在日本各地流传开来,其中所记录的风俗习惯与日本人印象里中国人应有的样貌大相径庭,于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更加深了那种认为中华文明业已没落的判断。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认为中华文明道统已经开始为日本所继承,逐渐地日本人开始使用“支那”而非“中华”来称呼中国。所以,日本人萌发取代中国成为中华文明圈领导人的观念早在鸦片战争前便已逐步产生了。

        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历史上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朝鲜王朝,曾经长期以“小中华”自居。《李朝成宗实录》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

        朝鲜王朝之所以自称“小中华”,是因为他们打从心里服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也代表了朝鲜不敢僭越中国天子作为“大中华”统治者的正统性。

        这个情况在满清入关后,立马发生了变化。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宫廷一度不愿奉清廷为正朔,后来虽在武力胁迫下表面屈服,但衣冠仍旧沿袭明制,其内部和民间的记载也依然沿用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崇祯年号长达两百余年,直到李朝第26代国王李熙于1879年宣布脱离清朝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为止。尽管在政治上屈服于满清,朝鲜在文化上却始终“义不帝清”。朝鲜儒者普遍认为,满清不具有继承中华文明的正统性,中原的中华文明已经随着明朝灭亡了。

 

        既然满清不能继承中华正统,这项神圣的任务只能由朝鲜当仁不让地承担。于是乎,“中华文明之最优等生的朝鲜理当为正统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朝鲜应当去完成中华的作用”等思想开始在朝鲜发端,朝鲜王朝也认为朝鲜是东方的礼仪之邦、隐士之国,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扬者。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历史背景,所以大韩民国(大韩帝国的继承者)的一些学者,才会宣称炎帝、黄帝的神话出自韩国,主张孔子、西施、李时珍等中国历史人物是韩国文化名人。

        其逻辑是很简单的,既然从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就已经是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那么作为朝鲜正统继承者的现代韩国,自然也是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因此明朝以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自然就是韩国的历史文化名人。这样的情形,似乎有点怪异,可其中是有姻缘的!

        韩国以国家行为为例,在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韩国首都首尔的宗庙都会举行“宗庙大祭”。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口传及无形文化遗产杰作”的祭祀仪式,再现了源于中华文化深厚而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精髓,从中可以窥见民以孝为先,王以德政治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而韩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仍沿袭古朴礼仪,尊奉历代国王和王后的神位,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的国家。

        类似的国家大祭,在现代中国是找不到影子的。即使是遍布各地方兴未艾的祭伏羲、祭女娲、祭黄帝、祭炎帝、祭尧、祭舜、祭禹、祭孔等等地方性祭祀活动,也多半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绝非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祭礼。生前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的孔老夫子,如果复活于当代,恐怕也会“乘桴浮于海”。

        此外,从韩剧所反映的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在在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文明的潜移默化。

        此处不尊爷,自有抢爷处。

        2008年10月28日的那个下午,当八十九岁高龄的孔子第7 7代嫡长孙孔德成病逝于台北时,大陆这边静悄悄,没有人有闲情去追忆这个世界最大贵族世系的谢幕。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家数千年来直系祖先都是谁的,除了日本天皇,恐怕就是孔家了。

        如果这个时代还有“圣”的话,孔德成一定是最后一个。孔德成世袭了有890年历史的封号——宋仁宗年间就传下来的“衍圣公”。历代王朝,哪怕是女真人、蒙古人和满人,无不对孔家后裔尊宠有加,“衍圣公”之前也不知封了多少这个公那个侯。

        皇帝可以改朝换代,人头落地,孔家却是“万世一系”,曲阜的孔府被称为“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天下第一族”,成为了“道统”最直观的象征,而“衍圣公”至少在明面上位列文臣之首。

        孔德成出生时候的阵势绝不亚于现在日本天皇家生个儿子。为了防止婴儿掉包,北洋政府还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孔府,山东省省长与孟子、颜子、曾子三氏的奉祀官同时在场监督。当这位全国期盼的孔家独苗出生时,山东曲阜全城鸣放鞭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放礼炮十三响,以庆圣裔不辍。

        1928年,孔德成有感世袭爵位不宜存于民国,主动请求国民政府撤销“衍圣公”爵号。到了1935年,蒋介石觉得道统不可废,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成为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特任官。

        1937年,在曲阜即将落入日军之手前,蒋介石紧急派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亲自将孔德成护送到武汉,后再迁居重庆。

        而到了1949年国府迁台之时,蒋介石自然也带走了孔德成,在台北复建孔氏家庙。对于儒学造诣颇高的蒋介石而言,或许他心目中多少不无他自己才是“道统”承继者的想法,但孔德成这个“道统象征”,他最知道分量。

        六七十年代孔德成在台湾一定是苦闷的,又或者是庆幸的。当孔子从至圣先师沦为“孔老二”之时,当大陆红卫兵在孔林掘墓三尺,历代衍圣公被挫骨扬灰之时,孔德成在台湾或许更能理解“道统不灭”的真意,他唯一能做的,或许也只是一遍遍地默屹立在尼山上的孔子塑像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儒家心传真言。

        1984年,台湾考试院长空缺,据说蒋经国本来属意他人担任,但宋美龄亲自打电话给蒋经国点名孔德成接任,以示中华民国不忘道统。由此,孔德成成了“考试院长”,而且一当就是九年。一直到2008年逝世,终其一生,孔德成再无踏入大陆土地一步,而他也一直没有等到对岸的那一声道歉。

        2009年9月28日,孔德成长孙孔垂长在台湾“中枢祭孔大典”上接任了“奉祀官”一职,台湾朝野上下感觉良好,中华道统在兹没灭。

        台湾在蒋介石、蒋经国主政期间,致力于传统伦理,1952年就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进委员会。台湾中学课本《中华文化读本》,自1953年到现在六十年一贯制,里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全为必读之科目。台湾在当时从小学教育到大学的入学考试,以及政府的公务人员的考试,都大量强化了学习古典中华文化的相关科目。尤其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受到特别的推崇。在台湾还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也以复兴中华文化为教育的目的,成立了“中国文化大学”,以进行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之任务。

        虽然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的政统法统已不复存在,却得到了世界各地华侨的向心,以致许多人到了台湾,的确感觉到台湾依然还是中华道统所在。此时,大陆人民心理上不免有些酸溜溜。当年活着的孔子尴尬于两个阶级之间。一方面他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发言人、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又是没落贵族的代言人、平民百姓的接访者。他有“内圣外王”的境界,既想读圣贤之书,又想操统驭之术。但统治者责怪他偏袒贱民,老百姓奚落他是丧家之犬,两边都不让他的船靠岸。

        如今死后的孔子游荡于三国四方之间。一方面他的尸骨始终还在还在曲阜、还在山东,还在大陆,物质意义上的”三孔”好歹还在。另一方面在人们的精神精神层面上他已是体无完肤。洪秀全为了推行其所谓“天父”之教掀起反孔。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把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与孔子,都列为人民的敌人。再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亦有”批林批孔”出现。至于日本、韩国、台湾……是他老夫子去的地方吗?

        呜呼哀哉!生于鲁国,游学于中原的孔老夫子的幽灵,就这样一直在大中华地区飘荡悠忽不定,真真正正“累累若丧家之犬”。

 

        2、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前世今生

        乡愁,这是一座大大的孔庙,

        孔子在这头,你却在那头。

        乡愁,又是一思殷殷的伦理,

        你心在里头,

        我人在外头……

        世事多变,自古而然。自90年代开始,由于李登辉之流执行倒行逆施的台独政策,积极推行“去中国化”运动,中华文化在台湾已经沦为七支文化传统之一,台湾要作为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有主体之文化,切断大陆中国文化情结,使之重新与南岛、日、美等文化融合成一的现代台湾新文化。

        于是乎,台湾由积极担荷中华道统到努力甩掉这个包袱,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

        此时,大陆人民的心里又有些说不出来的苦涩涩。

        1995年中央政府审时度势,认定孔子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导师,是中国文化的旗帜和标识,是海内外华夏儿女精神上的“最大公约数”。江泽民同志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所提出的八项主张。其中第六条明确提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随后,在国家层面上积极推行“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持续开展“立文化标志,建精神家园”系列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这个历史性机遇,立即被孔子故里一位学者型政府官员敏锐地捕捉到了。

        这人就是时任济宁市政府副秘书长高述群。

        他,中等身材,出生于墨子故里滕州一条河边上的普通农民家庭。一派鲁南人结实的身骨,一副眼镜里面两眼炯炯有神,无时无刻都在透露着智慧的光芒,说起话来井然有条,总是高屋建瓴,富有独到之处。

        他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末,曾在一个三流中学读书,但却赶上了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并一举考取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一时成为成为学校和家乡的极大荣耀。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孔子故里工作,很快成为济宁市专业人才和经济学教授。

徐向红、高述群在主持新闻发布会

        1999年,他偶尔在《人民日报》看到主管海峡两岸统一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撰的文章《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立文化标志,建精神家园》,文章里面有中华文化标志的内容以及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物化建设等等。

        对于济宁来讲,这真是千载难逢,天赐良机啊。

        智者就是智者,机遇的把握在于智者的深思熟虑和长期关注,就像足球场上敢拼善杀又对全场微妙控制中的那临门一脚。

        高述群激动得连夜奋笔疾书,向市委市政府写出了报告。

        高述群建议将孔孟故地曲阜和邹城,作为文化开发区进行建设。尤其抓住这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历史文化优势,立即参与到国家“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正在全国征集龙文化主题园的创意。

        报告立即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首肯。

        当年9月初,趁着一次在北京开会的机会,高述群见到了华夏文化纽带工作组组委会秘书长李靖,没想到双方一拍即合,他的建议随即得到了对方的认可。随后的9月12日,这项原本叫作“龙文化园”的申请书,作为文化标志城方案的最早雏形递交组委会。最终济宁所以能在众多竞争的城市中脱颖而出,一方面因为济宁的历史文化优势,更重要的是济宁这里有高人一筹的敏锐的智者。

        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主要发起者和亲历者,高述群此前兼任济宁市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2010年,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建设已上升为山东省的发展战略,省里专门设立正厅级的山东省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高述群被调到山东省里设立的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分管内涵建设工作。

        遗憾的是,作为一项文化工程,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文化标志城一度在全国知识界引发了广泛的非议和批评,从此便停滞不前。

        或许是历史的悲哀吧,当年连北京故宫博物馆要在北大门外树立孔子塑像都屈服于这种民意而不得不流产。

        明智的高述群心里一直坚定不移,把他认准的路执着的走下去,他就是这样的任性。

        就这无比压抑郁闷之时,高述群得知台湾佛光大学与南华大学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龚鹏程在北京师范大学做特聘教授,又使他怦然心动。高述群知道,龚鹏程是台湾著名的大才子,儒释道无一不通,文学武侠道医样样高强。

        一天,高述群专门跑到北师大南面一间咖啡厅里,与龚鹏程热聊起来。两位智者相遇,碰撞出来的必然都是满地的金子。

        他们从中华文明的原始生态原点尼山为中心,以两岸统一为支点,以世界不同文明融合为半径,画了了又画,想了又想,最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就是在孔子尼山故里举办尼山世界文化论坛。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智者的建议意见被一路大智大仁者们所看好。

        高述群首先向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李群和分管部长徐向红汇报,很快得到了非常明确的支持意见。

        最后,就看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主任许嘉璐先生的了。大家就是大家,许先生听完高述群的汇报,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对有关人和事持不同意见,但单对尼山世界文化论坛一事,提出应叫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虽一字之差,但力压千均。他当即拍板定案,指示立即制定出实施方案。

        许嘉璐不愧为本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一位唐代韩愈式的士人领袖,是一位一直处在最前沿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领军人物,无人可以替代。他无疑就是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当然的倡议者和发起者。一直追随许嘉璐20多年的高述群如是说。

        恰逢2010年由牟宗鉴、王殿卿、丁冠之、刘示范等几位老学者发起并创立的位于尼山夫子洞旁的尼山圣源书院刚刚交付使用。这边筑完巢,正在引凤,那边有凤待觅巢。双方自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共同商定将尼山圣源书院做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永久会址。

        第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借着沸沸扬扬的中华文化标志城风波的余威,轰轰烈烈地开办了起来,初战告捷。尔后又乘势而上,一鼓作气,2012年由举办了第二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一下子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就在筹备第三届之际,习近平嘎然来到曲阜,发出来这一番惊天动地的重要话语:要争取扩大在东亚的话语权,要强化儒学的主导权。

        作为筹委会常务副秘书长的高述群,总书记的讲话着实让他茶饭不香,卧床无眠……

         正好他来到西安参加全国伊斯兰教年会,会间,夜晚他一人漫步在终南山上,望着西安城那一片片灯火,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长安,他一看到长安,就想到大唐盛世,就想到李白、杜甫、韩愈,甚至更远的会想到秦始皇,想到继承了秦始皇家业的汉刘邦,等等。中国的思想家,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无不对大唐对长安对今天的西安有一分眷顾一分怅然有一分难以割舍的情怀。今天想来,仍然有些不可思议,怎么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统一了天下,后来又是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为什么不是实力相当的齐国。再后来又是李世民统一了天下,而他们都与长安之地有不解之缘。即便是毛泽东打天下,也是把大本营建在了距离西安不远的延安。

        漫步在长安古城,这里似乎聚集了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力量。

        孔子没有到过长安,但他顶礼膜拜、梦寐以求的周公在岐山,他的学说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实现。董仲舒,他的墓地在西安已经渺然不见,但是他对汉武帝的影响,对今天中国的影响,依然那么强烈地刻在泱泱中华的版图之上。司马迁,这个孔子之后五百年出生的思想家,接续的果然是他自诩的天下一家的道统,他写什么历史几乎就是那个样子。为为往圣继绝学的北宋张载墓依然还卧在终南山北坡之麓。

        西安事变,他想此事只有在西安才能发生,杨虎城、张学良辈只有到了西安才会激昂般地焕发出敢于“犯上”而“顾念天下苍生”的情怀。不到西安不会有天下之志,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有效。

        习近平在陕西插队生活七年之久的阅历,成就他提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穿越时空的思想。这依然接续了中国思想家固有的天下之路,接续了一种天下一家的文化道统。只因能有今日的“起于青萍之末”,盖缘于他先天的“夫风生于地”。

        西望长安,由长安到西域,由西域到天下,那是张骞、那是法显、那是玄奘走过的探寻走往天下的道路。

        西安的气象就是天下一家的气象;西安的气象就是和而不同的气象;西安的气象就是包容万有的气象。西安,在思想家那里永远不是“废都”,西安是古今思想家的永恒之城。

        一部《史记》会告诉你,长安精神就是天下一家的精神,就是天下大同的精神,就是人类命运一体的精神。

        刹那间,一颗亮丽的流星划破夜空。高述群似乎猛然间有了大彻大悟,从古捋到今,从脚下望全国,似乎悟出了总书记的豪迈气概和战略卓识。

        刚才那颗的流星好像落在了他的身上,浑身上下顿时充满了巨大的能量。

        回到单位,高述群立马召集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研究酝酿下届尼山世界文明聊天的筹备工作方案。

        晚上,他又像学生一样,趴在灯底下、电脑前一字一句地学习领会总书记曲阜重要讲话,翻箱倒柜查找资料,一篇泱泱两万言的论文《论儒家文明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脱稿而出:

        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在世界文明史上,儒家文明以历史悠久、内质独特、影响广远而著称。其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发期,并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并称。中古之后,随着世界其他几个古文明的消失和新的文明的发轫与崛起,儒家文明又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并存与并列。在这些文明中,唯有儒家文明的历史较好地保持了连续性,因而有机会见证其他同样古老的文明的消失和一波又一波新文明的出现。

        末了,关于儒家文明发展前景,他胸有成竹,自信满满:不要指望用西方文明或其他文明取代儒家文明,无论你喜好与否,儒家文明都是我们生息繁衍的文明基础。我们既然对自己的父母不能选择,我们对于儒家文明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使这个文明向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不断给予这个文明以新鲜血液,使它永葆旺盛的青春与活力,呵护这一悠久文明传之千秋万世。

        有了良好的指导思想,有了正确的决策力和执行力,第三届第四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得风生水起,一届胜过一届。从开始的1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几十名学者都后来的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上百名专家学者与会,有如滚雪球一样,规模档次都体现出高大上的发展趋势。

        每届文明论坛,高述群都是常务副秘书长的身份承上启下,根据宏观决策抓好贯彻执行。他领导的秘书处是一个精干的小团队,不分内外,不分你我,不分黑白。有人风趣地说他是,高述群带着一个最小的秘书处,干了一件世界上最大的事情。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第四届论坛期间,许嘉璐先生特邀的美国专家恩道尔前来报道时,具体接待责任人事先不清楚客人腿脚不适坐轮椅而来,安排不够周到细致,这位美国先生从北京下飞机后表露出不够满意的神态。高述群知道后,一是立即安排两位学生专程赶过去迎接;二是他立即用英文给恩道尔先生写了一封表示道歉的信带过去。恩道尔先生看后,十分感动,非常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

 

        3、从高述群“士人”群体到“滕州四君子”

 

        高度自信且极度豪放的孟子曾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此语虽狂,但透出的则是冲天豪气和胸怀天下的高度责任感。

        中国古代的“士”、“士人”,简言之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即古人说的“士君子”以坚守、维护社会基本价值、基本准则为己任,是一批具有自觉使命感、责任感的富有骨气的文人。

        《论语》一则言“志于道”,再则言“士志于道”正是此意。“士志于道”就是说,作为一名真正的士,应终身不懈地向往、追求、维护道;而且,由于“人能弘道”,士又应是道的弘扬者。总之,真正的士是离不开道的。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不仅为同时代的世人所称道、景仰,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的新型知识分子。

        当今社会亟需接续中华文化道统,在摆脱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自卑”情结,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一批有责任有情怀有担当的新一代“士人”群体脱颖而出,无往不前。

        高述群当然就是其中一员,而且是组织协调沟通的一员。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这个平台上,许嘉璐麾下,在高述群具体策划沟通下,拉起了一个在国内外举足轻重的一个士人群体:邢憤思、王志民、周干峙、范敬宜、叶小文、陈来、安乐哲、杜维明、徐向红、高述群、王学典、傅有德、杨慧林、朱小健、张践、杨朝明、丁鼎、王钧林、巴金文、李平生、颜炳罡、徐庆文、赵法生、解光宇,赵卫东、王承略、路则权等上百人的士人大团队。他们铿锵有力地行走在“大学之道”上。

        中华道统的承续,亟需这一大批志士仁人骨干队伍的迅速崛起。

        高述群是山东滕州人。滕州曾是三国五邑之地,历史文明之邦。是墨子和鲁班的故乡,与曲阜一河上下,遥相呼应。

        当今这个“士人”群体中,仅滕州人就有四位,俗称“滕州四君子”。一位叫王学典,著名历史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还有一位叫王大千,孔子学堂发起人、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儒学年鉴》、《儒风大家》主编。第四位叫杜泽逊,古籍目录版本学、四库学和山东文献研究领域知名的学者。曾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

 

        力主忠信:领略王学典一个历史学家的风采

        2018年11月25日,高大宽阔的孔子研究院儒学会堂,灯光辉煌,座无虚席。在山东省委、中国社科院、光明日报联合举行的纪念习近平视察曲阜发表重要讲话五周年的理论研讨会上,王学典以其独到历史观的演讲,高屋建瓴,落地有声,折服了与会所有人。

        站在宽大的讲坛上,台下坐着的是省委书记、省长、中国社科院、光明日报领导以及来自海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他器宇轩昂,底气十足地讲:2013年11月26日,这一天注定会被永远载入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国儒学编年史中。因为五年前的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

        历史将会继续证明,习总书记的曲阜之行,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变迁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史、思想史、儒学史事件,影响十分深远。

        首先,是一个世纪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反传统倾向已告终结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经历了由分离而接纳,进而相互融合的曲折历程。五四时代的毛泽东同志,也是一名勇于向传统造反的热血青年。这决定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但这一态度在抗战爆发后有了较大改变。这时,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已开始趋向缓和与包容,明确主张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推动八十年代进入一个思想文化上的所谓“新启蒙”的时代,向西方学习、与西方接轨成为当时的最强音,传统文化这时仍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继续成为人们批判与反思的对象。事实上,五四以来,“传统”与“传统文化”一直被等同为“封建落后”的代名词。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下,我们从根本上丧失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热爱和信任。

        而习近平总书记的曲阜之行,从根本上扭转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这一力量对比。这是20世纪之后,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曲阜发出弘扬传统文化的号召。习总书记到访曲阜这一举动本身带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王学典当然熟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千古的教诲。一阵掌声之后,王学典又侃侃而谈。

        其二,是中国已经或正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标志。直至八十年代末,有的电视政论片仍秉持这一主张,鼓动放弃黄河文明,认为黄河文明是落后甚至腐朽的,应该奔向大海,奔向蓝色文明,也就是奔向全盘西化。而九十年代恰恰正是西化最深入的一个年代,表面上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定地位,但这时不但理工科,连部分文科即政、经、法诸学科,都提倡采西方原版教科书,而所有这些教科书的基本预设全都来自西方经验,几乎没有中国案例。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高等儒学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在进行理论研讨

 

        现在,这一进程终于终止了,而总书记的曲阜之行则是一个标志。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倡导推动,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掌控。西方中心论目前可以说已经遭到根本性的颠覆。拒绝西方中心主义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为包括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整个知识界的共同底线。铺天盖地的国学热、读经班的另一面,昭示的是广大的民间社会对西方中心论的拒绝。西方已不再是中国的模板,“拿来主义”、“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代已成历史。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及其《史记》,当然是王学典终生追求的目标,但此时此刻,他要比司马迁荣幸多少倍,整个会场都被他阐述的思想理念所陶醉。

        其三,是一场更高阶段上的思想文化本土化或中国化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内涵的“中国梦”的本质。“十八大”之后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之后,一个全面的、立体化的本土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医、中药、汉服、汉语、汉字等等,已都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提倡范围之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这些问题都受到格外的强调。总之,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本土化或更加“中国化”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

        总之,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学术,一切打上中国标签、带有中国印记的事物,已经具有了深刻的合法性和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一种更高的思想追求,得到国人和世界上有识之士的尊重。本土化或中国化为当前思想文化学术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引擎,展示了新的前景。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所引发的巨大学术变革。

        历史学家的话往往一字千金,一言千年,彪炳青史。

 

        推己及人:王大千执著于孔子文化品牌创新

        2012年,高大魁梧、谦谦君子的王大千开始到中国孔子基金会主持工作。中国孔子基金会是由国家拨款作为启动资金支持的全国性乃至有国际性的学术基金组织。旨在通过募集基金,组织或支持国内及海外儒学研究,为宏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增进海内外华人团结、促进各国文化交流服务。中国孔子基金会于 1984年9月在谷牧指导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山东曲阜市成立。1996年8月经中央领导批准由北京转会济南,受中共山东省委领导。

        为整合品牌、更好调动民间社会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让孔老夫子真正走进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王大千上任后他进行了长期思索和调研。

        2014年9月,王大千在人民大会堂亲自聆听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后使他豁然开朗。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讲话精神,积极探索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全国乃至海外社会文化资源,真正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孔子基金会于当年年正式推出了公益文化品牌——孔子学堂。

        是年7月24日,全国首家孔子学堂落户山东济南舜耕街道办事处。孔子学堂品牌建设和推广活动拉开帷幕。自此,孔子学堂的活动开展,也伴随着建设推广正式拉开帷幕。2016年11月8日下午,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先生一行到济南舜耕街道宣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特意考察了这处孔子学堂,并给予充分肯定。

        为统一调度各方资源,孔子基金会成立了下属的二级社会组织——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推进委员会成员,包括基金会秘书处成员、学者、媒体人、文化产业经营者以及社会活动家等。为此,孔子基金会选聘了“孝心大使”、“文化大使”和“礼乐大使”,还组建了新“七十二贤”讲师团。

        从本质上看,每家孔子学堂,都应当是一处教化场所、道德空间、精神高地。之所以要打造这样一个区域,就是要让走进去的人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化熏陶和滋养,进而起到成风化人的作用。王大千理事长在许多学堂活动中都曾强调,今天我们需要倡导一种“堂正文化”。这种文化,正是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生活融合所必备的一种精神气象和心理架构。

        “堂”,由“尚”与“土”构成,意思就是“高尚的土地”。“传统中国,一个家族会有一个祠堂,一个家庭也会有堂屋,这些都是教化的场所、精神信仰的场所,进去之后,会让人产生敬畏。堂屋里有写有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中堂,还有八仙桌和让人正襟危坐的太师椅,这些都是让人懂得规矩的摆设。今天,不论我们居住在几室几厅,都没有了堂。这是一种缺失和遗憾。”王大千理事长解释说。

        2015年7月30日,孔子学堂百堂建设经验交流会召开,同时,第一百所孔子学堂在北京银行济南分行隆重挂牌。这是孔子学堂发展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短短一年时间,孔子学堂已在全国一百个传统文化普及传播空间落地生根。

        2017年1月6日下午,孔子学堂年会暨千堂行动总结会在山东社会主义学院召开。这是继2016年1月召开的孔子学堂年会暨颁奖盛典之后的第二届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孔子学堂人近五百人参加了此次盛会。在这次活动现场,第一千号孔子学堂牌匾授予了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在孔子学堂年会暨千堂行动总结会上,王大千提出“万堂计划”的航船正式起航。在数量上,目标是在“十三五”期间建立一万家孔子学堂,让至少一亿中国人过上中国式儒雅生活。

 

        韦编三绝:杜泽逊一个浩大的“续命”工程

        2017年2月23日,《山东之美》纪录片摄制组来到山东大学校经处,开始了纪录片《续命》的拍摄。片名取自杜泽孙自己所言,“医生救人的命,我们救书的命,是为古书‘续命’”。他们用时两个多月,先后在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儒学高等研究院资料室、圣昆仑音乐厅;山东省图书馆;曲阜孔庙;以及杜老师家等多处取材,又经过近半月的后期制作,完成了这部独具匠心的纪录片。

        杜泽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的古籍整理研究专家。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带领一批批有志于传统经典文化研究的学生,专注于古籍的整理。他说,“停不下来,也不想停。”

        杜老师的夫人程远芬,是杜老师的大学同学,也是一位在先秦文学、文献学、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等领域的杰出学者。这对学术伉俪三十多年如一日,共同坚守着治学的理想信念。程老师说:“此生无悔,包括这场爱恋。”

        杜老师在北京跟随季羡林先生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萌生了整理《四库存目标注》的想法。从1994年开始着手,直至2007年才全部完结出版。14年的光阴,就被记录在百万字的考证札记中。《山东文献集成》耗时6年,《清人著述总目》项目已进行了13年之久,《十三经注疏汇校》目前已经完成了《尚书注疏》、《周易注疏》的汇校工作。

        地处山东大学校园南的文史楼里,有一间普通办公室,被学生们称为“校经处”。从2012年开始,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泽逊和他的学生一直在这里进行着汇校《十三经注疏》的工作。这部总量达万余页的大书,版本复杂,各版本间的文字千差万别,始终没有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当代整理本,学者们最常使用的,只能是近200年前清代嘉庆年间刊刻的版本。对《十三经注疏》主要版本进行全面系统的校勘,吸收历代成果,形成完整记载异文材料为主体的《十三经注疏汇校》,这一工作将为深入研究、释读儒家经典提供重要的文字参考,也为进一步整理出版具有当代水平的《十三经注疏》通行本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这只是山东大学“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的7个子课题之一。旨在对历代数以十万计的儒家典籍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还包括《百年儒学精华•孔孟荀编》《儒家史论文献萃编》《集部儒学文献萃编》《中国正义论》《儒学小丛书100种》《韩国集部儒学文献萃编》等其他子课题。目前,7个子课题均已取得初步成效,总成果将达到一亿字以上,成为海内外研究儒家文化的重要基础,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4、天下道统:从孔子“世界大同”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部唐代魏征等《群书治要》,使高述群恍然间悟到中国文化两个精要观念,“君子与天下”,进而悟到何谓之“天下道统”。原来散居在地球第三极珠穆朗玛峰所属青藏高原东部广褒地区的人类先民,他们的思维有着非凡不一样的高度与宽度,这个高度就是天下,这个宽度就是君子世界。呜呼,一部中华文明史,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史诗,原来竟是这样的简单明了:“君子和天下”就构成了一切。进一步阅读发现,最初提出这样伟大思想的人群,称之为殷人,他们是孔子的先祖,生活在泰山一代,他们当时所能理解和仰望的高度不是珠穆朗玛峰,而是身边的接天之天“泰山”。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纪念习近平曲阜重要讲话五周年与美国著名学者安乐哲一起交谈

        几千年过去了,到了今天的世界,中国人所能站立的高度已经不是泰山,而是向西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高度就是眼界,天下就是君子,君子就是天下,道统就是气度,气度就是天下无外,天下无外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君子世界。

        高述群双手捧书,掩面沉思良久,心潮澎湃。呜呼,一部《群书治要》,一部《史记》,一部《二十四史》,演绎的就是君子与天下的二维画卷。天下无外,一切外部事情都是内部事情,一切相克皆成为一切相生。万物和不同乃为大道。万物相濡相成乃天下道统。此为天下君子一体,或为君子天下。

        时空到了2018年6月的海滨城市帆船之都青岛,上海合作组织迎来其扩员后的首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中国青岛成功召开。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和儒家文化发祥地。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习近平主席面带微笑,站在前排中央,同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等与会各方合影。他们身后的蓝色海洋背景板上以橄榄枝等构成的圆形会徽传递出上合组织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的理念。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和儒家文化发祥地。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主席在欢迎宴会祝酒辞中深情款款地介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并多次引用古文典籍中的经典语句,贴切地表达了他对“上合”的期待,寄意年轻的“上合”拥有蓬勃生机。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讲话中开篇引用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名言,既表达着朋友相见的喜悦,也述说了友谊长存的珍贵。

        一年前,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到访的习近平主席郑重作答:“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一直跟随总书记参与青岛上合峰会活动的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见总书记言不离孔子,话不离山东,亲耳聆听、亲眼目睹了总书记浓浓的儒家情怀,给了他无限激励和压力。会间,刘家义就召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同志见缝插针地研究酝酿九月份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相关事宜,认真领会贯彻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确定好大会主旨思想及其组织落实。

        于是,筹备工作班子立即去了尼山现场,可大会会址尼山圣境还是一片工地,脚手架林立,搅拌机轰鸣……

        省委果断做出决策,将尼山圣世界文明论坛由筹委会改为理事会,正式注册,既不另起炉灶提升规格,又强化领导合理合法,规范运作理事会,另成立学术委员会,仍有许嘉璐主持。

        在2018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尼山现场上,投资上百亿打造的“尼山圣境”在全球观众面前横空出世,惊艳四方。紧接着的国庆七天长假,尼山圣境接待游客爆棚。像当年无锡灵山大佛、梵宫一般一举引爆旅游市场。

        尼山位于曲阜、泗水和邹城三市交汇处,远离闹市,自古就是山清水秀之地。这里有五峰雁列,似五位老人,因此又称五老峰。尼山傲居正中,巍峨壮观。

        它的对面就是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尼山水库现在叫孔子湖,孔子湖有智源溪、夫子河、张马河、颜母河、田黄河五川汇流,碧波荡漾,水天一色。五座山峰环湖而立,又与水库相映生辉。构成了“五龙五峰拜尼山”独特的自然景观。

        漫步在长约一公里的夫子长堤上,湖边芦苇随风飘动,垂手可得。湖中央小船数条,不时有鸥跃过水面。夕阳西下,美不胜收。智源溪虽已干涸,然而站在五川汇流处的孔子湖畔,同样可以感受两千多年前孔夫子的临川一叹。

        2018年9月26至28日,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幕式在尼山圣境高大雄伟、富丽堂皇的大学堂中隆重举行。高悬如苍穹的大厅上面,布满了一串串闪烁耀眼的悬灯,灿若星辰。来自奥地利、智利、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蒙古、尼泊尔、葡萄牙、俄罗斯、新加坡、英国、美国、越南等25个国家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围绕本届论坛主题“同命同运,相融相通:文明的相融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聆听世界不同声音,共话人类共同命运。

        相比往年四届,今年的尼山论坛是“高台起飞”:不仅规格更加高大上,身份也实现了升级。将由民间国际学术活动升级为政府主办的学术思想交流论坛,并首次与孔子文化节相衔接。

        尼山圣境的主体建筑大学堂以木色铝板和暗红色砂岩展现出传统木建筑的色调,上部屋顶则以灰色金属和平瓦展示传统屋面的意向。以青、赤、灰三色为主的大学堂掩在层林尽染的山峦中相得益彰,又在北方辽阔苍茫、浓郁的秋色下,更显示出其恢弘的气势。

尼山圣境大学堂

        山东省特聘儒学大家、美国著名学者安乐哲教授主体演讲到:“中国2013年年末开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很快变成中国对世界影响的明显标志,成为对世界文化秩序改变的一大因素。美国出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欧洲国家换届政府退出自由贸易协议,在环境恶化及气候变化等一些全球问题上失控,甚至提出异议或违背协议承诺。西方国家中间正出现朝着只企图单边赢的有限游戏迅速转向。如果中国实行儒家价值观,按照儒家思想内涵的“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社会一道,营造一个“双赢”无限游戏的一套兼容并蓄模式,她就将能成为全球新秩序的一个唯一举足轻重角色。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不一样地方。

        被称为大陆大师级儒学专家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在代表中国学者发言时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展开。其中,文化文明的角度非常重要,没有人类文明的共通相融意识,就不可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顺利展开。

        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教授戴维•福特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文明相融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富的思想和文化支撑。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一场很完美的盛会,它响应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倡议,以促进世界文明对话交流、合作互鉴、融合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向世界介绍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传播平台。

        进入大学堂,即迈进大学之道。大学之道由八十一级台阶组成,两侧设立长明烛灯,代表孔子高举生命之道,弘扬心性仁学,丽如日月,朗照百代。

        9月27日下午,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关于文明的相融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席声明》闪亮发布。韩国龙仁市市长白君基表示,从《主席声明》中发现了“和而不同”的含义。他说,尼山论坛标志中绚丽多彩的五朵云彩象征着五洲,各朵云彩中的五色标志着文化的多样性,云彩之间的连接意味着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近年来,许多大陆学者发现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一些原本活跃在海外的知名学者,现在都常年驻扎大陆甚至纷纷应聘来大陆工作。“这是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在向中国大陆迁移的最好证明。以山东大学为例,近几年刚成立的儒学高等研究院就成功吸引了多国学者来从事研究工作。”世界儒学文化研究的中心正在山东形成。

        气势恢宏的大学堂核心空间有“仁、义、礼、智、信”五厅。其中“仁厅”居中,是最大的主厅。这是一个面积达到三千平米巨形的“课堂”,其空间让人感受为一个儒文化的图书馆,四周高大的书架一直延伸到屋顶,一如曲阜城里那座万仞墙。

        印度学者阿润•库马尔在会议间隙,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济宁、济南、菏泽的游历。他颇有感触地说,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传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齐鲁文化源远流长。孔子的思想学说,早已超越了时代与国界,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遗产。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孔子的诞生地举办,全球各地的专家学者都慕名而来,抓住机会了解中国文化,深入探讨文明的相融以及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的途径,这正是尼山的魅力所在。

        日本学者西山尚志在济南从事文化研究13年,发表了诸多学术成果。他在论坛上表示,儒家思想从中国发源,辐射四方,尤其对周边的日本、韩国、越南产生重要影响。儒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文化,而且是属于世界的思想文化。尼山论坛是一个学术性、国际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国际思想文化对话交流平台,而不同文明的交流对儒学研究十分有帮助,通过交流、对话可以令人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

        “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高述群在主持世界女性论坛和“一带一路”市长分会论坛时也是落地有声:20世纪其实并不是儒家文明消亡的世纪,而是儒家文明内生力如火山般爆发的世纪,是儒家文明全面革新的世纪。正是在20世纪,儒家文明获得了新鲜血液:儒家文明对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吸收,使儒家文明进入到了第二个辉煌发展期。可以预料,儒家文明对世界各个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将使儒家文明进入到第三个辉煌发展期,也就是正总书记所预言的一样,是一个“协和万邦”的发展期。

        满口重庆普通话的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致辞中,用近似诗一般的语言一口气讲了五座“尼山”。尼山,一座震古烁今的文明之山,历史文脉绵延不绝,文化薪火代代相传;尼山,一座弥高弥新的思想之山,儒家思想同中华其他优秀思想文化一道,汇聚成奔腾不息的文化长河;尼山,一座栖息心灵的精神之山,儒家思想深刻塑造着中国人的心性品格,濡染着华夏儿女的生命底色;尼山,一座弦歌不辍的教化之山,奠定了中国教育的基石,对中华文明赓续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尼山,一座光耀四海的智慧之山,穿越时空、悬照古今,播撒着东方智慧的灵光。

        最后,他没忘了用政治家的胆识气魄发出号召:让我们从尼山起航,寻求文明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文化认同的更大同心圆,演绎出更加精彩的“尼山故事”。

 

 

结束语

        2018年中秋节那个五彩缤纷的晚上,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现场就设在尼山夫子洞旁边。浩瀚一片灯光,氤氲几多烟火,赤橙黄绿青蓝紫托起人间彩虹,在尼山和孔子湖之间怦然绽放。二千年前就生长在尼山顶上那五颗排成凤凰模样的的“五老凤”柏树,瞬间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在雄奇的全彩激光灯映射出长达数公里的时光隧道和漫天的云彩中,高达十馀米的烈焰从山顶喷薄而出,飞瀑飞流直下,在水与火的交融中,“五老凤”又展翅腾空,凤在歌鸣,凰在和弦,演绎一部五百年前的凤凰涅槃神话,一个流传千古的美丽梦想。

        当年孔子曾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悲叹。如今天下清平,凤凰来仪,孔子九泉有知,当会欣然慰之。

        巍巍尼山脚下,默默地淌着古老的泗水,波澜不兴,却声震历史长河。尼山奇不过三山,险不过五岳,高不过340多米,却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人文精神景观的制高点和珠穆朗玛峰。“君子与天下”的天下道统猛不丁在这儿演绎的惟妙惟肖、如火如荼。

        《论语》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再高再险,终究有人登攀至顶,但这座仲尼之山,如同日月,永远可望不可即也。

 

作者简介:

        王筱喻(王晓喻),男,山东青州人,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报告文学顾问、副总监。出版王筱喻报告文学集《尼山重光》、王筱喻散文集《石头的祭祀》、王筱喻短篇小说集《烟王》等。2017年11月曾召开王筱喻文学作品研讨会。

(转载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9年4月版,1-33页。)

编辑:孔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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